访谈人：陈建鸣（中国美院人物画博士生）卢晓峰（中国美院博士）、赵晨（中央美院人物画硕士）

虽然1958年的时候，跟赵望云先生学过中国画，用水墨来画，主要就是画点风景写生，偶尔画点人物。后来我上了西安美院附中，实际上这里的教学主线是油画，是西画基础。但是进了美院以后眼界就打开了，因为美院的图书馆外国油画的画册很多，当时是以苏俄为主，但确实是开了眼了。没进学校是看不到这种东西的。油画对小孩子的吸引力特别大，加上基础教学就是油画的基础教学。虽然也上点国画课，但国画课也只是梅兰竹菊那一套。我记得我们当时请的还是故宫博物院工作的一位姓陈的先生，来教我们画梅兰竹菊。学生普遍对这个兴趣不是很大，主要画的是油画。后来，我离开学校了，没有毕业。到农场去呆了一年，那时候大部分时间都是用油画工具画风景写生。然后又到部队上去了，在部队呆了六年之后又在工厂呆了十年。基本上都是用西画来画，当时主要是参与社会的政治宣传。画主席像啦、宣传画那些东西。

后来到了“文革”的后期，我觉得画创作用油画太不方便了，因为家里地方很小，光线也不行。晚上灯光很灰暗，没办法画。那就又改过来拿水墨，画人物画。那时候没有什么，原来有那么点水墨基础，但实际上根本没画过。那么就要找东西看了，当时的报刊登的作品印刷质量很差，当时印象最深的就是方增先先生的《水墨人物画写生》。那本书的影响特别大，不是一般的大。我后来想了想，当时全国在那个状态下，哪里像现在这样有那么多技法书，他可能就是当时唯一的一本人物技法书。其实他当时的水墨人物画的技法已经是一种新技法了，已经不是传统的技法了，是那个时代的新的表现了。在审美上、在表现上和现代的人物，和当时的人物的表现和审美是靠拢的。所以当时那本书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他那本书给全国画水墨人物的人，等于说是一本在专业院校用都是很好的教材，更不用说我们当时是业余的，简直就是太好的教材了。当时就玩命地看，我都翻烂了。没事就看没事就看。册子印得小就那么大，我都拿放大镜看，看他的脸是怎么画的，看他用笔用线的感觉。那本书特别实用，对我来说是水墨人物画的第二次启蒙。那时候我自己模仿着来，当然还参照一些当时其他的印刷品，报纸上剪下来的剪报啊、杂志上剪下来的蒋兆和的人物画啊。蒋兆和的人物画在某种意义上讲，他是北方的那种感觉更强一些。北方的气候和南方是很不一样的，在杭州，宣纸都是潮的，你画上去感觉都很舒服。北方这地方，纸都是干的，所以技法上不同。当时我还困惑，因为我当时还并不太了解，怎么闹不到他那个滋润的效果来呢？后来我才发现，这和气候和空气的湿度有关，画不出这个效果来。再加上是个北方人，也过过那种艰苦的生活，所以在表现上、审美上就开始慢慢地倾向于北方的以山水技法入画的人物画。

但方先生的那本书影响是太大了，可以说就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启蒙。拿着看，然后照着它去试着画，自己在画创作的时候，还要把它打开看，试着去体会。当然他的画当时像《说红书》都是影响很大的，还有《粒粒皆辛苦》，一个赶车的老头在捡地上的麦穗，那张画印象也特别深。因为他虽然是南方画家，但《粒粒皆辛苦》这样的画带有蒋兆和那种味了，就是画法不太一样。《说红书》本身在造型上很写实，笔墨也处理得非常好，再加上那张画本身的形式处理，我觉得人物画的形式处理上，那张画给人的印象是非常深的。几个人围成一圈，在人物动态的组合上，构成了画面形态的处理。人们一看就看到那个拿着小道具讲故事的那个。《说红书》在形式处理上在当时是非常少见的，处理得很好。后来，好像很长一段时间看他的画看得比较少。以后就看到他画的藏族系列，藏族系列我觉得他的画风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了。这种变化我觉得，他既有南方的那种润泽，同时又有北方高原的那种厚重，还有他在表现过程中带有一种粗放，不像南方那种纤细的感觉，他的雪域那部分创作，表现的是一种粗放、豪放。我觉得这可以说已经感觉不到是在南方画的感觉了。假如要是一个不太了解他的，不太了解中国画水墨人物画画家分布的人，恐怕也感觉不到这个是南方画家画的。那个画很厚重。他的这部分画，我印象很深是因为我觉得，拿水墨来表现，他虽然不是用西方的画法来表现，但他的表现产生了可以和油画这类东西抗衡的一种厚重感。不是说里面像水彩、水粉那样用了很多颜料，实际上那种墨色本身交融，在画面上产生的那种厚重感，就目前来看，在水墨画当中都是不多见的。我还一直在琢磨，他怎么能用不多的颜料和墨在一块就能把纸上闹出这么一个厚重的感觉来。这种厚重感我特别喜欢。我看这部分画印象很深。

（赵晨采访根据录音整理 未经本人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