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女图 140×68cm

上世纪70年代，我们几个美术青年一起到驻上海部队去写生，就近到杭州去拜访方先生。我估计方先生可能记不得，因为学生特别多，当时又是晚上。我们印象很深的是，他说到:中国画的基本功是要画好速写。他还经常练字，经常画竹子。当时我们提出来为什么还要画竹子呢，那时我们很年轻，对中国传统绘画、传统的中国画基本功基本都是不懂的。方先生就讲：竹子是中国画里跟书法一脉相承的，中国画又离不开书法，画速写要跟中国画联系起来，这对年轻人打好基本功是非常重要的。那次拜访方先生，在家里可能就停了20分钟，但是印象非常深，使我们受益很大。我们从小学画，是看着方先生的画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尤其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成长历程，受到方先生影响特别大。记得1973年我在部队当兵的时候，买了一本方先生在60年代编著的《怎样画水墨人物画》，是73年的再版，买到后仔仔细细地读，照着里面的示范画临摹，我的水墨人物画最开始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从年轻时的那一次拜访，以及近年来方先生到中央美术学院讲学，在接待方先生当中，我觉得方先生平易近人，性情温润，学养丰厚。新中国以来的水墨人物画是从方先生开始进行的改革，或者说进行了改造，这种改革的影响是跨世纪的。方先生的人物画，不仅是代表了浙派，更重要的是在传统的没骨法中引申，加以继承和发展，使其进入到水墨人物画、进入新中国的新时代。走到了今天，没有人能够否认这一贡献。

在没骨法当中，方先生对传统文化学养积淀和人文体验的造诣特别深。他对什么是传统的中国画，什么是传统的人文精神，什么是传统的笔墨理解得非常透彻，又把它浓缩、转换为绘画的语言，诸如人物造型、笔墨结构。这种转换达到了一个圆融的高度，之所以讲圆融，因为方先生把传统的没骨画法从传统的花鸟画、山水画及书法的结构里面以及传统的文化精神等提炼出来，把这些表现形式有机地贯穿为一个整体，反映出中国人的一种温厚的性情，上升到一种平淡天真的审美的高度。在方先生的人物画中，要特别提到《粒粒皆辛苦》、《说红书》、《艳阳天》，《粒粒皆辛苦》是50年代的作品，《说红书》是60年代的，《艳阳天》是70年代的。在这些跨度30年的作品上，我们看到方先生笔墨技法在学习继承、实践创造、成熟圆融的不同发展阶段，都达到极高的艺术成就。

这种成就体现在：第一，方先生平和的人物造型，平和的造型通过平常的生活，又通过平淡的笔墨反映出中国人自平淡天真的自然境界，因为方先生的笔墨以朴素为大美，强调一种朴素性、表现劳动人民，表现平常人，所以表现的这些人物当中，始终是劳动者，同时笔墨是平和的方法，不荒诞、不怪异、不突兀，我觉得这种造型理念就是中国文化里面一种温柔敦厚的人文情怀，是方先生对文化理解的一种深度。尤其我们看《说红书》，那些人物的造型都非常圆润、浑厚，我觉得像雕塑，虽然是笔墨塑造的，但是一个一个像雕塑一样，感觉有一种圆润的气度和精神在里面。再一个就是方先生在平和的造型里面又注入了敦厚的笔墨，表现了一种力度，这种敦厚笔墨的表现力度主要取决于花鸟的厾笔，我个人理解的，花鸟里从北宋南宋时就开始注重花鸟的一种生活上的形态，从生活形态里提取一种精神的关照，所以古人有云“澄怀关照”，实际上是把现实生活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面上来，我觉得方先生在笔墨结构上就是以澄怀关照的形式来把握笔墨的，方先生的笔墨表现的是现实生活，但是又高于现实生活，他是出自于对传统笔墨的一种理解和体验。我们能够体会到方先生在体验中国传统笔墨时他是通过了对中国传统文化一种整体性的理解和把握来表现他没骨的笔墨结构的。

这里面有一个最大的难题，也是在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画就面临这样一个历史课题。如何把写实的人物造型和中国画平面性的笔墨融为一体；如何把西洋的强调科学具象的造型元素转化为中国人的意向表达和文化情怀，这是中国画的一个基础学术课题。方先生以他的学问、修养、作品印证了中国文化面对现实、面对生活，它能够平淡天真、能够澄怀关照、能够迁想妙得、能够达到天人合一的人文理念。可以说，方先生在解决人物造型的素描结构上，运用团块造型的方法概括了人物的基本结构和人物的基本形态，这是他经过多年的研究和教学实践，以自己的扎实、严谨的写实功夫，和中国画倡导的讲性情、讲平淡、讲天真的笔墨元素有机地融为一体，又把这种人物的结构转换为笔墨，使人物画具有了鲜明的时代气息，从而回答了这个很重要又是很难解决的学术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