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先生是一个有大影响的人，大格局的一个人物。所以我们在谈他的时候必须放在一个大的全局来看。单独来谈一个人，一个一般的画家的话可以不有关全局。方先生这个人是有关全局的，必须放在一个大的格局里面来看他的位置，然后再完善。方先生所代表的是我们浙派的文化，也就是我们南方，以浙江为代表的文化，我们姑且用这个名字吧。这个派别起先于好几个老师，起码有五个老师吧。李震坚、周昌谷、宋忠元、顾生岳、方增先。方先生是其中年纪最小的一个，但他对这个画派的建树和构成，以及他在艺术上的成就，是这个画派里成就最高的一个，影响最大的一个。如果要选一个作代表的话，那的确只有方先生能够代表，所以在谈到方增先先生的时候，实际上在谈到这样一个画派。

怎么说这样一个大格局？我们要从20世纪中国画来看。我一直认为20世纪是中国画的重要时期，特别对人物画的发展来讲。对我们来讲再过多少年来看也是如此。中国人物画在历史上有过辉煌的时期，但宋元明清之后中国人物画就走入一个低谷。

中国画的再度发展和兴旺就在20世纪，特别是20世纪中叶以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清末任伯年之后形成的巨大的发展，巨大的变化，而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个时期我们来梳理一下中国人物画的发展的话，我们可以大致地分类出三种类型。三种类型在引领着中国人物画的发展。

一个是蒋兆和，就是徐蒋体系。以中央美术学院为据点，以中央美院的教学为系统的。它的最高成就就是蒋兆和和他的那个时期，相当深刻地记录下了我们民族的兴衰!充满了生命的印记。而在艺术表现上也有很高的造诣，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

第二个类型是黄胄。黄的特点是他以单个的画家的影响。他没有做过教育工作，也没有学院作他的后盾，就是以他自己的一种流派，一种画法影响了整个画坛。

第三个就是我们浙江的，以方先生为代表的所谓的浙派画。

这是以浙江美院的教学为基础，是一个教学系统，所以有较大的受众。它擅长于理性，很多理论作支撑。我们作一比较的话就感觉到，这三种画派都要表现人物在画家心目中的准确性。同时都要讲究笔墨表现手法，表现手法的艺术性。

所以说，表现笔墨技巧和人物造型的关系，这三个流派，凡是人物画都要触及到，不可能不解决这些问题。尽管它们风格各异，流派不一样，要求不一样，但细微地对于这三个加以比较的话，徐蒋体系，他们在运用这个表现技法重视之外，更倾向于以对人物精神的刻画，在他们的思维中，人物的笔墨表达要全身心地刻画人物，他们人物表达得很精神。如果我们把这二者单独分列开来的话，那么很明显哪个为主导。

黄胄呢，他也是讲笔墨，也讲造型。但他这个笔墨造型都已经过了他自己的性格的发酵了，混为一体了，分不开了。你不可以离开他的造型来学他的笔墨。没办法的，他笔墨里也没有那么多好研究。全身心的合二为一了。这就是可能和他天才画家有关系。

再讲到浙派，它同样重视造型和笔墨，但它更重视水墨表达的学问。水墨表达的本身的文化属性，和它传承的深度。同样也处理造型，但它更多的情感，放在水墨表达和传统的呼应上。所以我们加以细致分析的话，可以看到，尽管它们有共性，但它们之间有差异。我们这样讲了就明白每种流派在中国画发展史上的位置。它对历史发展所作的贡献。依稀地感觉到之间的差异和倾向性。

二十世纪三个流派之所以站得住脚，因为都有代表作品。就方先生单独来讲，从一开始的《粒粒皆辛苦》一直到《说红书》，后来的《母亲》。这些都是可圈可点的，强烈地代表浙江(画派)的艺术追求，又是值得称道的好作品。正因为有了这些好作品，我们说20世纪我们值得骄傲的，有我们文化的高峰，可以和历史上任何时期相比较毫不逊色。我们有我们时代的精品，我们的精品和历史上的相比毫不逊色，有过之而无不及，绝对可以进入历史长廊中去，我们再过200年来谈这些都要写进历史。人物之多，水平之高，造诣之深恐怕是前无古人的。这个时期是绝对不能被低估的。这为20世纪奠定了基础。

那么我们在讲到以方增先先生为首的浙派在历史上的作用以后，我们再细化地来看方先生在这样的格局中做了什么?他的历史地位已经定了。三分而其一吧，三足鼎立，共同创造了历史吧。方先生所作的，就是在这个系统当中，他是一个集大成者。从中国人物画的要素来谈，中国人物画的所有艺术要素，方先生都有涉猎，都有建树，都有论述。把方先生的所有的学术见解、学术研讨概括起来的话，他就可以贯穿浙派人物画，或者南方人物画的系统。这个系统相当完整，它的系统化完善化的程度高过于刚才我说的其他两个流派。黄胄他缺少理论系统，需要后人完善才成立。当然他不是教师，他自己也没有涉及到这些。蒋兆和的系统他也有它的基础练习，他有素描，也有水墨写生。似乎也是一个体系，但它的过渡当中有很多夹生。所以他的学生辈现在感到有很多尴尬。从他的素描转化过来再转到他的水墨，再转到他的创作，有些转化过程有些断层，就是不和顺。这需要他的学生辈好好衔接进去，好好拓展，补充上去。而我们浙江以方先生为代表的，他的转化是比较和顺的。首先方先生建立了一个结构素描的逻辑。他懂得，理解素描的重要性。不像有些复古主义倾向很强烈的，硬要说素描是坏东西，中国画不能碰素描。碰素描就是欠传统。其实这是很短见的。但方先生不是，以方先生为代表的其他几位老师都是这样的。他们认为素描是好东西。在我看来，这是人类文明的共同财富，我们没有理由排斥它。方先生的办法就是把它拿来，经过消化。他从素描当中的许多元素中，突出了我们中国画所需要的元素，就是线结构。线结构把它提炼出来，他淡化了或弱化了明暗体积块面这些元素。使得素描和中国画的衔接显得很和顺。他用这样的素描去画加上毛笔就变成中国画了。他不需要一个复杂的转换过程。所以只有浙派这样一种基础练习，就是通过写生，把真正的生活转化成画面上的人，再转化成水墨，再转化成创作。这是一个非常和谐的过渡，我们这个和谐的过渡就成了一个体系。方先生在这里做了一个非常要紧的建构。这个素描不是个小问题，它是一种对素描在人类共同财富的意识文化的改造，把它吸纳到中国传统文化里面而作的一次有效的尝试。而这种尝试不仅是我们已经取得的成果，它同样会去影响全国，它会给人家一个示范。我们并不希望蒋兆和的画派或者其他的画派都来学我们浙江画派。我们已经成为一个系统，我们可以拿这样的成果来影响大家，做一个示范作用，你们不妨可以看看，来借鉴一下。我们这样走过来，我想这种示范作用其实是很要紧的。方先生所主导的结构素描，初步完成了这样一个系统。第二个就是方先生对水墨表现上的研究。他其实几十年来都在研究这个东西。如果前面这个结构素描阶段性的研究已经完成，那么后面这个东西直到现在他仍然还在研究。所以我发现他几乎是为了这个而生的，日夜考虑这个问题。方先生他对水墨表达的研究，是长时期的，精深度。从他《粒粒皆辛苦》到《艳阳天插图》开始，然后他的《说红书》一直到他的《母亲》，再后来现在这个展览。方先生一直在探索。在这当中，他也走过不能说是弯路，也摇摆，左啊右啊，右啊左啊，走过去又回过来，回过来又走往前走，他都在努力，崇上厚朴。所以谈到这些问题他有许多经验。其实在我看来，浙江原来的艺术表现手段，在他《说红书》时期已经是完成了，到他的《母亲》，又是另外一个系统了。所以我在另外一篇文章里写道：《说红书》实际上是集浙派笔墨之大成。

这里面都已经是完全了，全部在里面了，你要总结这段的笔墨就拿《说红书》出来分析就可以了，很全面的，这是一个系统。但是我还是要说，前面的那一段，一直到《说红书》，方先生完成第一个轮廓。就是中国人物画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第一个轮廓。就浙派人物画一个圈已经画圆了。现在我们要做的是第二个圈，因为他第一个圈这样画，可以了。你照这样的画法就很圆满了。但历史的发展已经不满足了，其实方先生脑子里，总是感到不满意这是肯定的。但方先生是一个非常活跃的人，思维很活跃的人，他想得很多，很容易接受新事物，这是他很大的优点，但有些时候这也会给他带来不当。当然学术研究不是一条直线的，我们不能指望一个人去完成历史上所有的重担。但方先生还在引领大家继续走第二个回合，这第二个回合是什么呢，就是把已经封闭了浙派的这个圈重新解开来，再把更多的东西充进去，使之更壮大，更充实，更具有表现力。说白了就要吸纳更多的更广泛的新的更多样的艺术素质进去，使我们的机体更壮大、更强壮。其实是这么个问题，包括我们接受东西南北方的影响，其实我刚讲的三个类型是相互影响的，相互渗透的。你看过去北京的周思聪、卢沉都是蒋兆和的流派，他们原来学的都是蒋氏的那些东西，但他们对方先生特别钦佩，大量吸纳方先生的东西，不过他们的用笔都是像北方的。捏得很低，我们这里都捏得很高的，都是潘天寿的画派，都是学花鸟的。所以北方人也可以学南方的，同样像我就很喜欢北方的，很喜欢蒋兆和、黄胄的，我曾经有一度讲过我曾学黄冑学得很像很像。我觉得他们都有很精深很高的成就，都值得我们吸纳的。所以在我看来，浙派的人物画需要更多的充实，更多的壮大，要有更大的表现力。我想方先生其实已意会到了，他是不是又没有说，我不清楚，但他在画里面表现到了。他现在展览会上很多画都有很多心里东西进去，不仅他现在已说的和已做到的，都不是原来浙派里的东西。有些东西结合得好，有些东西也有点勉强。他也有个过程。回过头来看方先生离开浙江三十年，如果方先生在浙江三十年，浙江的局面不是这样子的。方先生自己也会觉得遗憾，对他，对我们浙江都是巨大的损失。我觉得很可惜的。像方先生这样一代人，不会像现在一批人一样那么会炒作，那么的弄虚作假，他不会，他就是个搞学问的人。这样的学风，又是这样的一个老前辈在浙江的话会影响整个学风，浙江的成就还会高得多，他会团结更多的人一起搞，不会像现在这个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