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可的摄影作品以其独特的视角和他对中国文化变迁与历史沧桑的感受，来搜寻摄入镜头的影像，近期的摄影作品《我们的领袖》是把“文革”中遗留下来的毛的标准像作为拍摄对象，那些“无比辉煌”的往昔景观，在今天大部分都被拆除，残留下的只是片段的历史记忆和荒诞的场景，但“余音宛在”有些地方还在重塑金身。把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遗产物化为经济利益下的保护神。不同的是明可的镜头是直对今日那种荒凉的将要消失的场景，无论是不断损毁还是维修和重建，其背后都是不断改变的和让人反思的历史碎片。

杨铁军的《政府大楼》、《白宫》组照极富隐喻性和象征性以及现实景观的荒诞感，这些底层的政府机关都是非常标准的样板楼，鲜亮的国徽和红旗极富权力的象征含义。白宫非美国“白宫”而是遍布在中国各地“中国式的白宫”，在所谓的全球化经济的模式化和文化的极端的献媚才有这种“白宫”的出现。

对于今天的中国，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城乡结合部——更像亚洲，混杂、荒诞而无序。对于生活在“城乡结合部”的邢鹏来说更能体会到这种“无序”的感受，他拍摄的《基层文化》系列作品就反映了这种混杂的文化现象景观。所谓的基层文化就是商品经济运营下的娱乐文化现象，它也有传统的文化的翻版和教条，但都是一种实用主义所津津乐道的祈福纳瑞、招财进宝、避灾躲病式的非常实用的俗文化现象。并且基层干部不遗余力地耗损巨资去修建这些所谓的“文化”景观，其背后都是政府部门的“形象工程”。

胡建文的作品也是表现这种城乡结合部的混杂景象，能体会到其作品中人和景都有现实的荒谬感，也包含着许多的隐喻、象征甚至是误解。这种“非现实”存在的片段记录，尽量的舍弃现实情景的真实性，而追求一种自我从艺术方式认识问题假象的根本所在，是对现实种种矛盾的转化和超越的阐述。

唐浩武的《呓语之重》是把现实世界的两个场景相互重叠在一起，这两种情景好像没有什么联系，但却给人一种千丝万缕的想象空间，对于这些“呓语”或者“梦话”，街头巷尾频频皆有，唐浩武把这些在墙上书写的乱七八糟的文字和“是是非非的人”相提并论，在某些程度上来反思作为人本身的生存环境是多么的龌龊的一面。那些污言秽语还是表面祝福是不是这些人写的并不重要，但他们天天住在那里，已经成为他们生活的空间文化，这两种语境的重叠也是一种现实版的“现场观念”。这种双重身份的隐喻是融洽一种内心情感体验和现实记忆片段的时空错位，也是对现实文化语境的自我式的从新体验和解构。

对个体经验的从新解读是剖析社会现实的重要手段，这种现实的真实同时也是一种新的观念及新的艺术视觉的体验。我觉得当下现实环境不是人改变了环境，而是环境改变了人，作为个体的人你必须适应这种社会环境去生存而生活，为了生存的本能难道一切内在的精神实质都成为梦想吗？

田永华的作品恰恰阐述了这种梦想和现实的落差性，极端的理想主义者或者一体化下的集体病态的生存模式和近乎“荒原”的生存环境相得益彰，不得不让人反思现实许多社会以及环境问题。

这种梦想在伊德尔那里转换成了童话的记忆片段。据伊德尔自述《金色童年》拍摄过程源于他送女儿上学的路上，看到一个金色的糖纸在太阳照耀下闪闪发光，但刹那间就被雨水冲入下水道，这种瞬间的变化使他联系到作为个人在这种现实世界里的命运。他把自己扮演成一个小金人，那些小金人在现实的种种场景中做着种种人所能为的动作和事情。如同栗宪庭先生所说的“像我们每一个心怀理想的人，你的每一个场景的设计――从下水沟里钻出来，游荡在空中，站在令人生畏的高处……，就像今天我们的处境，尴尬而无奈，对这个时代所有感觉的人来说，那是一种‘身份境遇的隐喻’.他在物欲横流的今天，所有的理想和信仰，像一个金色的童话，离我们遥远而难以触摸，又常常触动我们的神经，让我们隐隐作痛。我们不敢说自己是思想者，就是活得有一点点感觉和想法，就觉得无奈。” 这种对个体内心的解嘲恰恰是现实情景中我们自己的真实写照。

相对于影像作品，本次参展的绘画作品更多的在语言性中寻找一种表现自我感知的“景观”，不是直接的面对现实或周遭的环境问题，而是用间接的中国特有的“意象化”情愫去演化那些存在于内心激动不已的景致。

刘海舟的《灿烂》系列作品是把“灿”和“烂”分开解读的，给绚丽的城市里面置换了“鲜美的肉鸡”，把“灿烂”的化成“腐朽的”，在无比辉煌的景观中显得更加灿烂夺目。坎勒的作品是直逼“腐朽”，他用一种特殊的自我的表现方法—“焦感”的笔触，来直接表达存在于我们最近的标志性的“建筑物”和烧焦的树林。而杨文萍的“变异的风景”正是这个时代物欲横溢的写照。

蒙志刚用一种“梳理”的方式，去审视那些深沉而厚重、昏暗而冰冷的具有皇家气势的“建筑群”。徐弘滨是直接地从都市场景中提出那种“块面构造”，空空荡荡，无人之境，表现出大都市物和人之间的那种冷漠。宋鬼聿用一种近乎“撕裂”的方法，来表现那些好似“天塌地陷”后无法还原的那一个个“坑”，空寂而深不可测。

这样，刘汉军的“装置”却显得有点突出，在自选自造的砖块上复制古代南宋米友仁的“潇湘奇观图”，又几乎是破坏式的用刮痕去消解这种现实意义的存在价值，映衬出传统与当代那种尴尬的对话方式。而杨文胜的绘画作品通过“星星点点”对雨雪电鸣的自然景观的写照，静静地、默默地去体悟自然界“润物”的声音，让人的内心有种回归传统文化—禅宗的境界，以及人本初和自然那种丝丝缕缕的情愫。

黄京哲和吴以强的绘画作品都表现了个体在“当下环境”的感受，黄京哲是通过女性的视觉来看待这种都市景象，通过灰暗的基调和那闪烁着迷离的弱光，表现了大都市的辉煌和自己的无聊、尴尬的情节。而吴以强的作品通过一个不确定的人在一个不确定的环境中感受到那种无奈和压抑的境遇。

本次展览无论是影像部分还是绘画部分，都对当下中国的现实“风土人情”有很深的感触，他们的作品并不是一对一的如实的反映现实，而是带着自己的“有色镜”感受现实存在的假象，以往的“纪实”只是渴望生活的真实性，生活就是这样子发生的，我们只是这样子记录而已，但这种表面的真实性其实后面隐藏着种种假象，艺术的真实就是对现实情景的假象进行个人的批评和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