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洞》是一个由二战日军战俘营的生还者所讲述的故事。而这位生还者，是马来西亚艺术家黄海昌的父亲黄锦平。黄海昌常常在创作自述和访谈中，谈到他是在听著各种「故事」的过程中长大。「故事」的讲述者是他的父亲、母亲、祖母、阿姨和叔叔，而那些故事中充满了惊奇、痛苦、衝突、和解、奥秘和难以想像的奇蹟。父亲亲身遭遇的故事，相信正是常常留驻在艺术家心灵底层的一个奇妙的印记。

《狗洞》影片一开始即是从生还者的第一人称方式开始，影像随著故事的讲述重建著事件发生的场景，这种由聆听故事，想像一个遥远时空情境的方式，一方面勾联出我们过去在荷马史诗所带出的古希腊戏剧的历史发源，想起著名的中世纪坎特伯里故事的传奇性，更想起了中亚游牧民族，如何藉由流浪吟游诗人的故事口说形式传承了古老神祕的历史。聆听故事与阅读故事，如今在艺术家影片的影音媒介中看似被结合了起来，其实细心的观者，将发现艺术家採取的是聆听故事的逻辑进入，影像则成为想像世界、逃逸世界的建构媒介。

故事在口说方式中被聆听，聆听故事的观者，在如今以影像为媒介的表现手法中成为新的想像世界所建构的对象，「故事」彷彿能穿梭时空流动、繁衍、构建出新的叙事般，最后是游离出了原本受限的事件时空，创造出一个新的事件场景。然而，微妙的是两个异质端点间的「故事」仍保有著紧密的对话关系，甚至在后者看似「逸脱」的事件性中，观者竟发现了原本故事底层，原来潜藏著矛盾、歧异、不可化约的真实因素。而这层阅读，就像是聆听故事的人，从一开始在听来的遥远的故事时空中，其实已经莫名的感知到某种骚动和不安，「故事」似乎从来不是安静的，而是即使被岁月所埋藏，仍从某种不知名的底层涌动著躲藏著某些无法歇止的力量。

在《狗洞》中那种奇妙的骚动力量，跟故事讲述过程中的两个细节有关，一个是处决犯人的车子开往树林的途中，路旁骑脚踏车的路人；一个是处决犯人之后，生还者莫名其妙的被拉开保住性命的那一刻，他看见树枝上一排蚂蚁爬行，那几乎是世界以无声般停顿的凝止瞬间。

前一个细节，从生还者的脚前，打开了一个世界观光的欢乐游历，那些游历的过程正是在影片最后，字幕中所告知的，生还者后来结婚、从商、以及第一次出国就是去到日本，并且对于日本的几大城市讚不绝口，场景中以放大的日本纸钞、万国博览会作为背景，彷彿是将日本的殖民过程其实带动了亚洲多国的现代性历程的影响给传达出来。第二个细节，蚂蚁爬行的影片时间虽然在后，但是处决场景旁，一位身著红色旗袍的歌手，唱著「如果没有你…」老歌的超现实场景。前后两段神奇的影像「逃逸」，都开展出了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深沉缠结、複杂紧密的相繫关系。而这也正是在「故事」中潜藏著非语言、非理性、足以超越现实的强烈张力所在。

因而在黄海昌的丰富创作历程中，观者不仅能读出后殖民、全球化视野之下的观念性表达，例如这首次将在台湾呈现的「大时代，好日子」黄海昌个展（1998 -2010），已经将艺术家长期以来对于移民浪潮的关注和全球化现象进行了一次脉络性的回顾。第二个层次，更是在他的作品发展历程中，那些被叙说著的「故事」都成为了作品与作品之间潜在的联繫线，勾联出他创作的内在世界，一个从切近自身体验的位置，种种故事细节的深层幽微氛围中，重新描绘出存在者的真实形貌。

他的作品始终给予台湾观者深刻的印象，2006年他在台北当代馆展出《再：注视》作品，在该作中虚构了马来西亚王国佔领奥地利，建立伪殖民帝国的历史。观者进入一个马来西亚中产阶级寻常的居家客厅，乍看之下，牆上和橱柜裡陈设的摆饰充满了欧洲从阿尔卑斯山区属地带回的纪念品、战利品等，一个由艺术家所虚构的「后殖民时期」时空，电视播放著马来西亚广播公司MBC（同样也是凭空捏造）摄製的纪录片，讲述在后殖民时期马来西亚对奥地利的影响等。而在2008年诚品画廊，黄海昌曾经呈现过他的系列摄影影像《犯罪编年史：最后的晚餐》，以具有浓厚叙事意味、充斥暴力罪恶形象的人物情节体现，并与欧洲达文西名作《最后的晚餐》 进行某种荒诞末世般的参照。

2008年台北双年展的新生捷运站则展出了《马来西亚女佣》系列，而这些如同南丁格尔、圣母玛利亚、太空仙女、女超人、玛丹娜、古墓奇兵的萝拉和神奇保姆等神圣与流行文化的形象，成为艺术家重新诠释马来西亚女佣们的影像媒介。2009年凤甲美术馆，则呈现了黄海昌参加伊斯坦堡双年展所拍摄，以数月时间，拍摄关于土耳其境内吉普赛社区的影片《喔，苏鲁库来，亲爱的苏鲁库来》，罗姆人（Roma people）──也就是所谓的吉普赛人社区，艺术家曾说他们是世界上最被遗忘、最贫穷、最边缘的民族之一。他透过录像方式，却重新思考摄影机、导演角色，以及解放摄影机对于拍摄者的掌控，他借用儿童视点，透过玩耍，扮演的玩（play-acting），彷彿以他们活泼流动的身体经验，拓朴出的日常游戏场所、家庭生活空间的新社区地图，就像一个由孩童观点切入的民族志书写，喧闹、活力奔腾的影像间，却流洩出当地偏远生活的边缘性社会阶层与经济基础。

我们因而藉著艺术家讲述「故事」的丰富方式，发现了从这些发生于日常生活与个体生命的小故事，最后回溯到社会性複杂结构和民族国家命运的潜在关连性，「故事」的动人，不仅仅是因为那难以脱逃的个人命运，更是因为这些「故事」都是从土地、社会、时代的历史岩层的间隙中萌生。

事实上，艺术家交织在艺术中的两个关键概念，「历史」(history)与「故事」(story)，在早期英文裡两者实源于同一个字根。这两个词不是用在记述想像的事件，就是用在记述被认定为真实的事件。直到15世纪，history才指向一个过去的真实事件之记录，而story则朝向另一种意涵，包含对于过去事件较不正式的记录及想像事件的描述。15世纪末，history才开始被视为「关于过去的有系统的知识」(organized knowledge of the past)。

历史的现代意涵，则与18世纪初维柯(Vico)，把history当成是「人类自我发展」(human self-development)的解释有关。这使得「历史」其中的一种新意涵，不再将过去的事件视为「特殊的历史」(specific histories)，而被视为是持续、相关的过程。这种持续相关的过程，导致各种不同的系统化解释，就成为新的、广义的history意涵，最后终于成为history的抽象意涵。强调history的「人类自我发展」意涵，会使得history 在许多用法裡，失去了它跟过去的独特关连性，并且使得history不只是与现在相关，而且是与未来相关。

从对于这两个语词的思考，我们发现了艺术家的创作，透过讲述「故事」，而将「历史」带回到贴近存在者位置的视野，透过「故事」重新的诠释，他不仅传达了对于过去的关注，更带入了当下的时间，让当下成为一个新的、超越现实与外部历史的新故事空间。过去、现在与未来，都因为他说的故事而联繫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