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个人的观念为他人接受时称为暗示；当一个人的情绪为他人感受时称为同情；当一个人的行动为他人效仿时称为模仿。当然，在现实生活中，无论是思想、感情还是行动都可以产生暗示。在通常情况下，暗示者是主动的、自觉的，而受暗示者则常常是被动的。

我们知道，图像的功能是隐蔽的。在我们与画面的对峙中，我们既是看者，又暗自能察觉到自己是被看者，但图像极大地改变并且模糊了看与被看的关系，它解除了人们的戒心，相应地产生了意识形态已经终结的幻觉。这种看与被看意识上的倒置，同时也来自于“消费”的支持。如果说，80年代中期的“美术新潮运动”是一种对当时的现实生活无奈的接受和认同，那么，近年来的相当一部分作品却是另一种接受和认同。正是权力的不在场，使我们产生了意识形态已经终结的幻象或者幻觉。近年来的绘画鲜见深入对形式的探索和实验。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我们和现实建立了过于“甜蜜”的关系。正是在这种甜蜜的关系中，我们渐渐放弃了对现实的进一步追问，从而满足于对事物表象的叙述。尖锐的思想和批判性的丧失，也导致了我们丧失提出问题的能力。

“暗示者”是一个非常开放的话题，它蕴含着许多可以延伸并加以讨论的分散话题，其指涉面可以是非常广泛的。如果我们把绘画理解为一种“叙述”，那么在任何一种叙述背后，都隐藏着观念。叙述依托观念组织各种材料，并结构成作品，从而产生意义。只是有的明显，有的深藏不露而已。因此，形式的冲突，常常意味着观念的冲突。绝对终极的真理并不存在，叙事的再现只是率领我们不断向真理逼近。

让我们先从“绘画”这一问题上暂时撤离，经由另一路径进入我们一直讨论的话题。当观念走向极端，尤其是形成了所谓“内部、外部”两个截然对立时，人与其存在语境的所有联系无形中也就被自然切断了。这时候，善与恶的伦理观，在此顽强地阻挡着人对存在的进一步追问。而所谓的“内心叙事”，也开始演化为一种自恋式的倾诉。

而对于“暗示者”来说，个体的复杂性或者说丰富性不再被共通的描绘或者对内心的叙述上。个人不再成为某种知识观念控制下形成的常态，而是开放的、运动的观念与其现实存在的各种意识形态的联系被再次有机的恢复。正是在这种联系中，人的复杂性或者丰富性才可能呈现或者再现。

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已经越来越被专业化的分工割裂成无数个“碎片”。当宏大叙事被个体的经验所取代的时候，“暗示者”却往往有一种重组日常的愿望。很难说这是一种宏大叙事，但却是一种艰难的再现的努力。

此次展览以“暗示者”为主题，邀请以绘画为主要艺术手段的“暗示者”—— 王亚彬、徐弘、朱存伟、曾扬、葛震、魏言，他们分别来自于北京、河南、南京、四川等地，在各自的绘画领域都有深入的探索。中国当代艺术发展到今天，从最初简单复制的拿来主义，用30年时间走西方300年发展之路的野蛮生长，到同时面临着本体文化语言形态与西方美学体系的融合、互生。“暗示者”作为这个时代的“另类绘本”，会给我们这个时代提供什么样的启迪或者可能呢？

“暗示者”群展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形式上的探索和实验，哪怕再过于极端，它也预示着有一种力量将再度风生水起。展览将于2011年6月4日在上海市莫干山路95号银石空间隆重开幕，本展览将持续到7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