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偏爱农村生活，这与我生在农村、长在农村、热爱农村、熟悉农村是分不开的。我确信童年时代在心中播下的爱与美的种子对艺术家的一生都将起着深刻的影响。儿时在家乡的那些有趣的人和事——东家生了个又红又胖的小妹妹；西家娶新嫂嫂，从花轿里下来一个一身红的漂亮媳妇；我们几个小伙伴潜入人家瓜园里偷吃甜瓜……虽然我早已做了爸爸，恋旧之情仍时时叩动我的心扉。因此，当我来到山村，一些同行看来极其平淡的小事却特别引起我的感情共鸣，一些极其寻常的人物却常常向我显出特殊的美来。

一幅好作品是“我”与“物”相结合的产物，既不全是作者自己，也不全是客观本身。就像婴儿，既不是父体，也不是母体，而是由父母的生命结晶出的另一个独立的生命。有时一个农民的偶然动态使我心中为之一震——我把它叫做“物”、“我”相撞的火花——使我产生及时捕捉住这一现即逝的动态的内心冲动。虽然当时并不明晰其原因，经验证明，它常常是创作中最有价值的原始素材，有时甚至包含着一幅画的母题。

我的画往往以极端客观的面貌去表现，但我并不否认一个画家的主观作用。主观作用在作品中有种种表现形式，既可以超越自然形态，也可以追慕自然形态。我限于自己的特性，选择了后者。其实在极端写实的、平淡如现象的形式背后，我把自己悄悄地藏起来。在貌似生活现象的形式背后，有我对艺术的偏爱、理想、对原始生活形态极其苛刻的筛选、加工编织等等。我像采山花一样从自然中摘取美的花朵。但是也曾引起一些朋友的担忧，恐怕我误入“自然主义”的迷途。我说，如果所说的“自然”是自自然然，那我宁愿信奉“自然”主义。在本质上，我与许多强调主观作用的画家是一致的。

生活中的每一个人本来都在按照自己的方式活动，或喜怒哀乐，或闲逸劳作。我渴望看到他们在毫不修饰、自然而然的生命状态中流露出的美。然而很不幸，每当我这个“游画匠”（陕北农民对我的“尊称”）出现在他们中间，这种自然而然的美立刻可怕地消失了，尽管我下过很多工夫。有一年，我曾花了156天几乎跑遍陕北绥德县的23个乡镇，每到一村，总要把“好”形象逐个画完。由于彼此间不了解，人们同我保持着距离，把我当成城里来的画家。因为我到处看到的差不多是一种陌生的眼光，或对待客人的笑容。为了使我身边的一切恢复它本来的样子，我必须放弃那种走马观花式的方法，选一两个各方面都比较理想的山村长期住下来，下工夫熟悉这里的一切，直到人们不再把我当作画家，而看成是他们当中的一员。只有这时，那些值得珍惜的、自然的、朴素的美才常常闪烁在我的眼前。

我逐渐在生活中确认了只属于我的美，并想办法把体现这种美的形象素材拿回来，在此基点上逐渐完善我由生活而艺术的创作程序。

有一件小事意外地启示了我：家里来了贵客，我告诉他西北羊肉很好，要请他吃羊肉水饺，就提着篮子上街采购，可是那天肉店偏巧没有上等羊肉。正当我作难的时候，满街的肥鱼、嫩鹅和新鲜蔬菜使我立即改变了计划，根据眼下的材料，重新设计了一桌丰富的家宴。我由此想到创作与生活，要么先设计再去找材料，要么先看好材料再来设计。经验告诉我：前者向来很合情理，实际上常常行不通；后者却给我极大的灵活性，它的优势在于生活资源的无比丰富和生动性，并能充分利用我从生活中采集的原始素材。

“看菜吃饭”的创作程序，虽然避免了从概念出发，苦思冥想造画的弊病，却带来了新的难题，如果解决不好，即使有好的素材，也只能是拼拼凑凑，无法成为一幅有机的、浑然一体的画面。

这里所说的不是笔墨、色彩、构图法则之类的技术性问题，而是凌驾于所有绘画形式因素之上的一个无形的东西。这个看不见摸不着，却能感觉到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实在难用语言说清，只觉得有点像“魂”。

“魂”非脑、非骨、非肌、非胃，亦非心、肝等五脏。光有这些还不能称其为“人”，一旦“魂”不附体，这个人就成了僵尸。决定一幅画成败的关键正在于这个“魂”。

找到一幅画的“魂”之后，还须围绕这个“魂”寻找只属于它的形式来体现，这中间有个内容和形式的协调统一关系问题。形式和内容本是一个东西的两个侧面。一张好画的内容和形式总是协调平衡的，一旦这种平衡关系失调，就很难达到预期效果。

如果一位作者把生活中深深感动过他的形象，通过恰到好处的形式展现给观众，使别人也被他所塑造的形象所打动，观众甚至忘了他是怎么画的，那么我认为这幅画是成功的。完美的形式是看不见形式，它已同所表现的内容融成一个完整的有机体。如果作者过多地把工夫下到形式上，观众第一眼看到的不是感人的形象，而突出的却是孤立的线条和耀眼夺目的色彩，即便笔墨、色彩如何精到，那么我认为这幅画仍然是失败的。因为笔墨和色彩淹没了感人的形象，“魂”无从寄托，只剩下苍白空泛形式躯壳。罗丹说：“……真正的雄辩是看不出雄辩的。同样，真正的艺术是忽视艺术的。”我想也是这个意思吧！

我喜欢生活中美好的东西，我希望自己的画让人看了一目了然、通俗易懂。我希望我的作品能用最补实、最自然的语言，传达出我对生活最深切的感受，这是我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