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复杂的，有着不同的人格面具；社会是由各种各样的人和族群构成的，所以更为复杂。一个开放、正常的社会形态应该给予上帝造就的不同人，以不同的存在方式与生存机会而生生不息。他们可以根据自我的认定，过着自己想过的生活，只做真正感兴趣的事，而不必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如同一个城市，既有高楼大厦，白领丽人，也有乞丐、贫民区、黑帮等。倘若都像新加坡一样在整洁的“塑料盒子”里存活，那是一种专制与强权下的畸形的社会结构；也正如一个真实的人，他的七情六欲、喜怒哀乐，甚至阴暗的心理。由此构成了一个自然人与社会生态的完整、丰富与多样。当下，相对于以往来说，民间空间的不断扩展，为自我而活着有了一定程度的现实依存。你既可以按照主流文化的模式具有规定性地成长，在压抑自我前提下，享受体制的种种特权和实惠，也可以布尔乔亚或波西米亚式地漂泊中，分享着艺术的人生和生活的美妙，还可以Hipster地对主流文化的一点点无害反抗，在一个没有信仰的时代中找寻生活的多种可能。

每个社会总有那么一些古怪的“精灵”，自知、敏感而又甘愿地存在于社会边缘之中。他们是一些不愿循规蹈矩于现有秩序、不愿与世俗苟同存活的群体，以亚文化的价值取向和方式为寻找和挖掘自己的途径。所谓亚文化是指某一文化群体所属次级群体的成员所共有的独特信念、价值观和生活习惯，并与主流文化相对应的非主流、局部的文化现象。而青年亚文化代表的是处于边缘地位的青少年群体的利益，它对成年人社会秩序往往采取一种颠覆的态度。其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它的边缘性、颠覆性和批判性。在艺术界，他们无论做人还是创作上保持着与主流价值观疏离的状态，尝试着表达自身经历的倒影。从边缘出发，走向边缘，并对于一切习以为常的，理所当然的惯性思维发出质疑与否定的嚎叫。边缘是他者，是不认同。墨西哥诗人帕斯（Octavio Paz）在《孤独的迷宫》扉页上写的：“认同等于现实性，如同说：归根到底，所有的事物都必然、绝对而且必须服从于主流，只有主流惟一存在。然而，他者拒绝消失。他者继续存在，持续存在。这是难以被理性的牙齿动摇的硬骨……排他性总是为他者的存在而苦恼。”（《帕斯选集》上下卷，作家出版社，2006年7月第一版）；边缘还是差异，也是多样性的显现。边缘状态中的艺术乃是现实生活的折射。

这是一些年轻摄影艺术家的作品联展，他们出轨的、出柜的、反叛的、放纵的、飞翔的青春体验，构成了这次展览作品的主要题材内容之一。充满着夸张的心事呓语和感伤、迷茫的气息，似乎是生存与情感记忆的自然流淌，润物无声，却又惊心动魄。他们大多遵从于一个自足的世界，通俗的情节模式、时尚的趣味充溢着邪典般的魅惑，在细节上让人心头一惊一诧。“邪典”一词的“邪”与“典”两个字概括了这类摄影的两种情况：一是“邪”，题材与情节多半离奇怪诞，拍摄手法自由放肆，风格异常、带有强烈的个人观点、富有争议性；二是不少经“典”艺术也同样可以纳入它的范畴，总能带领起某种时尚风潮。虽然不是主流，但往往却会被主流吸收，从另类走向流行。那种特立独行的精神气质，却会随着流行日广而渐渐消失，直到下一次更另类的革命到来。因此，低廉、粗俗、做作、夸张的风格和多种元素的杂和，以及自成体系是为邪典的话语方式。它们总是用一种悲剧和宿命的眼神注视着你的观看，将星星点点的美丽与浪漫镶嵌在黑暗之间，偶尔地显露诡异的峥嵘，却足以让我们伴着突如其来的惊悚深深打动。在我看来，他们对艺术的极端个人化选择的魅力就在于那种恍惚，那种对感官刺激的迷恋和勇敢而热烈地宣泄，呈现出的癫狂般的自由和异类趣味，象征着他们内心在现实喧嚣中的一种谴怀、坚守与憧憬。

中国这个越来越多元的时代，不知所终地将把我们带向何方的现代化过程，使一切都变化的急速而扑朔迷离；在一个仍在不断转型的时代里，事物是那样的复杂，许多边缘都是模糊的。人的欲望、相互间的交往、权力的运作，包括我们以为透彻的金钱关系其实都并非那么清晰可辨。人与人之间，性别的模糊化，情感的无法划分定位，造就了他们漂浮的缺乏节制的游离状态。他们的创作没有界定，只有极端，没有具体表现什么意义，只是一个存在的状态。这种自我抑制或自我放纵的艺术转化，触及了一种情感上或者心理上的真实，就像孤绝的情感和自我尊重的态度。他们强调的是在不确定中张望的不确定方式，而并非如以往艺术一样只重视“确定的意义”本身。

这个世界的存在完全是因为人的存在才美妙，至少对于人类是这样。那么摄影也一样，照片的存在不仅对摄影者本身有价值，它也为观者提供了城市化过程中现实之一种的另类生存。或许，那种包含在摄影过程中的异样状态，已成为了他们影像存在的主要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