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墨，作为一种从中国画内涵中诞生的概念，本身就意味着一种历时态与共时态的表现方式不断交织的过程，是一种剪不断的水墨情结汇入后现代文化语境的结果。因此，它既在主观上表现为一种创作主体的现代性焦虑与群体性意识，也在客观上被赋予了民族文化符号的载体和传统文化批判的主体这不无悖谬的双重职责。究竟是在自反而缩的进程中完成一种精神性上的自我升华与本体论上的形态转化，还是在自我解构的过程中走向形式扩张与概念泛化的外向型道路，如何在一种反向的张力中寻找自身的视觉形态、文化立场、价值坐标与精神依托，是所有游离在传统与当代两极之间的水墨画家所必须自我追问的命题。

这种追问的结果，势必会带来两种不同的价值判断：一则是将水墨画视为一个由特定的行动规则和表达方式、特定的学科意识和理性精神、特定的文化品味和人文内涵所引领的话语系统，需要当事人站在前人肩膀上攀援新的高度；再则是把水墨画理解为一种不同于油画、版画、水彩和水粉的媒材构成，一种为中国文化所孕育、为中华民族所擅长的思维与操作方式，因此完全可以不受拘束地站在新的起点上，奔向新的自由和新的可能性。不同的文化立场，决定了不同的行为方式与价值判断。

从这个角度上说，今天这个名为“境心当代”的展览，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后一种观点在当下文化情境中的具体呈现。当然，此次展览并不是单单从水墨的材料语言和文化概念的层面去把握作品的尺度，从而避免了在形态学上滑向非绘画的水墨艺术。然而，从趣味各异、风格不同、阐释话语与观念体系都存在一定差异的参展艺术家作品中，依然可以看到一条从传统水墨向现代水墨迈进的单向度的运动轨迹，这种轨迹是由展览主题所预设的价值导向所决定的。而如果从参展作品的共性特征来阐述这种趋势的话，那么这个展览则试图向我们传达这样的信息，即从一种主要导向自我文化认同与个体意识的精神性存在的视觉图像，转向更多注重一种面向当下形式认同感的情境塑造与有效传播的图式载体，已经成为水墨画探索其当代转化的一种有效途径。当然，这里所理解的当代，并不是指从观念生成、形式语言到阐释方式都自成体系的当代艺术，而是一种更多地保留了东方式的符号样式与呈现方法的面向当代社会视觉需求的绘画延伸。

对这样一种水墨画倾向进行学术梳理，为我们认识当下水墨画存在的现实情境，提供了一个视野观察的角度。它揭示了一批水墨画家，在传统与当代文化立场的两极之间，既想超越传统，又想消解西方中心主义的双重心态，以及不同的创作主体在这种心态的驱使下所进行的折冲与努力。这努力，与另一个方向上的，更多强调在本体论和文化本位主义的把握其存在价值的趋势一同构成了今天水墨画所面临的二元互动的现实境遇。如此，境心当代，成为了一个既有待考察又突显当下价值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