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地平线”系列作品的原典是《动物农场》！这个令人兴奋、躁动的事实在画面以布景和角色的方式出现时，就迅速地确立了我感受徐喆的方式。

要知道，“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在我的阅读词汇表中属于找寻同伴的暗号一类。《一九八四》种在内心多年，已然参天大树；更多的时候，当我嗅到某些隐藏着的质疑、悲伤的宿命感，就喜欢以《动物农场》来试探那些可能本质上一致的对象；新近译过来的《上来透口气》代表着奥威尔文字形象的另一面，怀旧、幽默，但依然保持着奥威尔独特的敏锐和哀伤，同样成为与某些人对接的话题。第一眼见到徐喆的“消失的地平线”，熟悉的“味道”扑面而来，我的喜悦可想而知。

然而，当作者表示自己并非如我一般阅读奥威尔多遍，原典仅仅是画面的线索之一，我开始警惕并修正自己的角度，发现徐喆具有一种与众不同的本领，我愿意将这种能力概括为他的“擅长弱化”。
一方面，他承认自己受贝拉·塔尔（Béla Tarr）电影美学与乔治·奥威尔《动物农场》的启示，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事实在于：他迅速抛出了个人创作的线索，令人信服地看到故事本身其实已经消解在场景中。系列作品的结构、每一个画面的具体呈现均不顺应《动物农场》的故事发展，抽离现实依据，却与本质的荒谬、恐怖、否定如出一辙。

这样的贴近本质的能力几年前已经开始贯穿在徐喆的创作中。他曾经完成过一件装置作品，以电路板和其他电子零件构成的“啄木鸟”在温情地发出它的声响，徐喆利用了新技术、新媒介时代的叙事方式怀想关于童年的记忆。他不是文学青年，但是他在创作中想到过余华的《兄弟》里的少年搂着电线竿聆听电流声的细节。这些阅读——无论文字或者图像方面——令徐喆在结束法国的求学之后，单刀直入地以一种独特的个人方式开始了他的叙事。

在弱化他人影响的同时，徐喆开始强化自己的方式，“消失的地平线”应该属于比较清晰的一个结点。
用纪实摄影的方式虚构一个令人信服的地理环境，用相机“记录”下其中正在发生的情境。当虚构的画面以想象、记忆片断性地组合或者叠加，每一个观者得到的将是关于荒谬的最强烈的叙述。这正是徐喆想强调的：世界应该颠倒过来看，才会更加清楚。颠倒过来看世界的，最著名的有德国新表现主义者乔治·巴塞利兹，以倒置形象描绘人物，在画布上肆意而狂放的倒置肖像成为他的代表性方式。巴塞利兹的叙事方式不属于现实主义的提炼，他提供的是充满怪异乖张情绪的现代人的写照。“新表现主义”在叙事方式上，继承了表现主义的个人化特质，更进一步导向了反传统审美标准的立场，并渐渐呈现出坚定的姿态。某种意义上讲，徐喆正在进行的也是这样的一件事情，尽管他的表达并非图像上的颠倒处理。

以摄影为创作手段的艺术家必定遭遇地域特征的问题，这与相机镜头的第一功能——捕捉对象——具有天生的关联，当然这里“地域特征”所指比较大而化之，即场景、人种、文化等等。即便是在人为环境中创作的影像，人们也倾向于从辨认这些特征开始欣赏作品。徐喆的强烈在于：无论是对象的特征还是方式上的特征，仿佛都不在他的考虑之中。因此，他有一部分场景的处理是添加了一些我们能够感受到的时代特征，得以与奥威尔在精神上产生神奇的契合。

从本质上看徐喆的创作，即有乔治·奥威尔的影响，也有卡尔维诺的影响，但他都以不依照的方式进行了特殊的弱化，直到那些属于徐喆的语汇浮现出来。这时候，颠倒更加直接、强烈地等同于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