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1月，父亲经我的大伯李宗恩（时任贵阳医学院院长，也是贵阳清华中学的董事）介绍，到贵阳私立清华中学教书。这个学校是由我外公周诒春和一些清华大学毕业的抗日青年创办的。1942年9月，母亲也从敌占区辗转来到清华中学。据贵阳清华中学学生陈扬铨的回忆：“李宗津和周珊凤老师相识不久就堕入爱河，经常看见他俩在公园河边散步谈天。1943年我念高三时，他们在花溪边的‘小憩’举行了婚礼……”
我的父亲李宗津1916年10月24日出生在苏州。我爷爷做过清政府的知县、知府，民国初年做了一任山西财政厅厅长。在我父亲懂事时起，家庭的经济情况已不太好。在他11岁那年（1927）爷爷就病故了。父亲同父异母的大哥李宗恩把后母、四弟李宗瀛、五弟李宗津和小妹李宗蕖接到了北平。1927—1934年间，父亲在北平私立育英中学念书。毕业后出于对绘画的热爱，他违背兄长的意愿南下就读于私立苏州美术专科学校，从此走上了从艺的道路。
我的母亲周珊凤1916年4月12日出生在上海。1935年读高二时，因学习成绩优秀被校长Alice Moore推荐参加考试，竞争美国闻名的布林茅尔女子学院（Bryn Mawr College）为中国女学生提供的奖学金名额（每隔四年一个），获得成功。1935年10月开始，她以May Chou的名字赴美国学习，成为该校首位东方女性学生，并以全优的成绩毕业, 为日后亚洲女生进入这所洞天学府开创了先例。回国后，她先后在东吴大学和东吴附中教授英语。1942年她和弟弟，即我的四舅周耀康结伴，辗转到了大后方的贵阳。
我的小姑李宗蕖曾回忆说：“你父母交朋友的时候，周老伯（我外公）曾对你母亲说：你找一个搞艺术的，虚无缥缈的，小心以后吃不上饭。但在你母亲结婚时，周老伯还是为她举办了婚礼。当时婚礼的女傧相是我，男傧相是清华中学的老师梁庆煜。我的小哥李宗津为婚礼还专门做了一套灰色的再生布中山装。不过我的嫂子不喜欢应酬，她觉得这种仪式太没意思了。” 弟弟曾问过母亲，当年为什么会嫁给同一所中学里教书的父亲。母亲说，因为她觉得父亲是个好人。在花溪时，我外公有个朋友叫虞振镛，虞的大女儿和我的四伯父李宗瀛是一对恋人。所以我父亲有时也去虞家蹭饭。他一进门就会问，有没有我的饭？虞家几个比父亲还小的女孩子就会拿他开心：没你的饭，没你的饭。他也从来不会生气。父亲是一个乐观、单纯、热情、坦诚，对人从不设防的人。用我的姑姑的话说：他是一个特别可爱的人。
父亲1945年初至1946年到北平前，都是以卖画为生。母亲的老朋友胡世平先生告诉我，1946年，在北京美国学校校友聚会的时候，他听见我的父亲对别人说：“你们谁认识需要画像的有钱人，请介绍给我啊。”说明当时我父母的日子过得还是比较紧的。父母成长的家庭环境不同，从事的专业也完全不同，各干各的工作，没有什么专业上的交流。父亲是画家，对音乐也很喜爱。他曾告诉过我，他的嗓子很好，可惜音准不好，否则他就会去学声乐。我喜欢听古典音乐也是受他的影响。北京电影学院美术系资料室的孙鹰老师曾对我说过，20世纪60年代初他们入学时，父亲在给他们上的第一节课上，唱了一首《老人河》，让她至今不忘。可是，母亲并不懂画，也不喜欢听音乐。20世纪50年代家里买了一台熊猫牌的收音机，父亲和我常会听音乐，父亲笑着说，收音机对母亲的作用就是听天气预报。而母亲一生的事业就是做了一个非常优秀、深受学生喜爱和尊敬的英语老师。父亲很早就告诉过我，母亲是一个语音专家。母亲同事的女儿吴桐的文章中曾有这样的叙述：“……我在北京外国语学院读书时，有一次学校请了周珊凤阿姨来给我们讲有关英文语音的要领。那是我在搬离中关园后首次与周珊凤阿姨重逢。十几年未见，周珊凤阿姨已是两鬓如霜，但仍旧优雅从容，举手投足之间流露出她的良好教养，大家风范。她主讲的那堂课给北外师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深刻印象，连在座的外籍教师都对她佩服得五体投地。”
从性格上看，父亲是个外向、热情、很感性的人。母亲则是外冷内热，十分理性。虽然他们有很多的不同，但是，他们的共同点是爱国、敬业、正直、善良、乐于助人。这和他们受到的家庭教育有很大的关系。父亲是由我的大伯李宗恩（1947—1957年任北京协和医学院第一任华裔院长。毕业于英国格拉斯哥大学、伦敦大学，热带病专家）供他上学的。大伯常教育父亲“人应当自立”、“应当努力工作”、“作一番事业”和“做事要负责”等。父亲在燕京大学读书的四哥李宗瀛（“一二·九”时参加了共产党，后任香港《大公报》编辑），让爸爸了解到共产党是能救国的。
我的外公周诒春对子女要求更为严格，要求他们凭自己的努力出国深造，要求他们努力学习，要爱国、敬业。 1914年10月30日，时任清华学堂校长的外公在美国演讲时说：“诸君毕业，可归即亟归，勿久留此。需知中国需才急也……”他又言留美归国学生之大病：“一曰自高身价，二曰不切实用（Fallshort of real practicality）。”外公认为：“择业不当贪货利 、骛虚名，当以天性之所近，国家所急需，造福于人类为准绳。”他以自己的言传身教影响着后代。所以母亲虽从小生活环境优越，却一生俭朴。我外公曾给了她一些股票，她觉得那些钱不是自己的，为了纪念外公，1991年，她把那笔钱捐给了清华大学，设立了“周诒春青年教师奖”，后来又以薛兴怡（我的四舅妈）的名字再次捐款。
我的父母都很善良、乐于助人。1964年，母亲在门头沟斋堂乡参加“社教”时，房东是一个盲人老太太，有两个女儿，好像还有一个弟弟也是盲人。家庭经济条件很差，母亲常常从各方面接济她们，有的时候还请她们到北京家里来。记得当时我们住在北大燕东园的时候，家里只有两个房间和一个楼梯间，父亲住一间，母亲和我们挤在另一个房间里，我和那两个女孩打地铺，这种交往维持了很多年。1976年9月，我在新疆乌苏县古尔图牧场的同事铁力干（哈萨克族）被选派到中央民族学院学习，我的父母为他准备了一套行李。他到北京后，父母特意买了羊肉，请他在家吃饭，还让弟弟用自行车把行李送到了学校。父亲的同事、朋友有困难，他也总是尽力相助。
正是因为父母的为人，所以，在他们去世后，很多人都记得他们，怀念他们。1997年父亲去世20周年的那一天，他在北京电影学院的六位同事专程来我们家看望我母亲。母亲去世后，她曾经教过的71届学生为她出了纪念册。上面写道：“周珊凤先生一向认真、敬业、和蔼，亲切，深受学生的爱戴。她传授给学生的不只是她纯正的英文，更有她本分做人处世、严谨治学和从简生活的高尚人品与为人原则。她将自己的遗体捐献给了祖国的医学事业，用她生前生后的一言一行为我们树立了学习的榜样。她的逝世在她教过的学生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同学们纷纷写下了唁函，悼念周先生，但文字永远无法完全表达我们对周先生的崇敬之情。敬爱的周珊凤先生，您的魅力永存，我们永远怀念您！”
1957年父亲被错划成右派，从教授四级降为七级。我和弟弟也成了孩子们中的“另类”。父亲曾对我说：“现在我每月的工资比过去低了很多，以后我们都要注意节俭啊！”“文化大革命”中，父亲成为北京电影学院的“黑帮分子”，深受皮肉之苦。“文革”后期又成了“黑线回潮”的典型。但我觉得，正当他处于创作高峰，艺术生命力旺盛的时候被划为右派，剥夺了他创作的权力；又因为病魔来袭，过早地离开了他最钟爱的绘画事业，是最让父亲心痛的事情。所以他在1957年和“文化大革命”遭受不公正待遇后，仍然积极从事教学，从事创作。后来到了中央五七艺术大学，他就住在学校的宿舍里，白天上课，晚上制作教学挂图，以极其负责的精神，教育那些从未受过绘画训练、被派到文艺界“掺沙子”的解放军战士。1962年，他还为北京电影学院编写了四万多字的教学讲义。即使是在身患癌症后，仍没有放下手中的画笔。1975年，他曾给我来信说，他想到新疆来看我。但后来术后的伤口处发生溃疡，并形成一个经久不愈的窦道，需每天换药，还会时时疼痛，不能来新疆了。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还在坚持重新画《强夺泸定桥》。因为画特别大，我们的家又小，画挂在家里的一面墙上，他站在梯子上作画，我的弟妹就在下面帮他洗笔。因此，不能继续工作，是他最痛苦的事。爸爸临终时留下遗言：“‘四人帮’揪出后，引起很大的兴奋，兴奋化为全国跃进的力量，但我在兴奋后，只能空谈，不能工作，不能作出任何贡献，对我性格来讲也是不能容忍的。”这就是他发自内心，对自己再不能从事他一生挚爱的绘画事业深深的遗憾。
母亲同事的女儿吴桐曾在纪念文章中写道：“周珊凤阿姨的夫婿为著名油画家、中央美院教授李宗津先生。李先生1957年不幸被扣上右派棘冠，打入另册。对于这对满腔热血的爱国伉俪来说，无疑是致命的一击。李先生的艺术天赋自此被埋没，后来过早辞世。然而周珊凤阿姨并未因命运不公而怨天尤人，仍是一如既往、兢兢业业地执教，用自己的才华为祖国培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外语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