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若涛的作品表现为对既定现实、既有文化的一种敌视，同时也表现出对人之未来的一种深切关怀。敌视是他的一种艺术方法，更是他看待全球化社会消费性的视觉文化的一贯态度。对徐若涛而言，敌视以往视觉范式、范例所激发的洞察力、想象力，构成了一轮又一轮不断吹袭自己头脑的思想风暴。

敌视，在文化上是和解的反义词。中国人的传统是以和为贵。但在社会现实中，彼此对立的文明冲突、党同伐异的人际关系却是另一种常态。基督教的巴别塔典故预言，一种语言与其他语言、一种文化的价值观与其他价值观的差异性，往往是人与人之间难以沟通、难以和解的历史渊源。语言分叉、文化分野、社会分工的存在，使敌视成为不同人群之间、不同人之间的一种社会行为。敌视他者，也构成了人类视觉文化史上不同传统、不同模式、不同体制之间彼此冲突、较量、博弈的另一条线索。无论各种艺术传统、模式、体制的流变，还是各种艺术观念、形式、风格的发展，都可能因其自身积重难返的惯性而僵化、泡沫化。于是，新旧之间、前后之间、深浅之间、缓急之间、轻重之间，各种视觉文化力量互相敌视、互相磨合乃至和解、共生。这一切都在所难免。在艺术推陈出新、生生不息地发展形态中，不同艺术力量彼此之间的正视与敌视，构成了一个个表面上波诡云谲、扑朔迷离，实际上又相辅相成、多元共存的文化语境。徐若涛骨子里批判和自我批判精神，是他独立于各种意识形态、文化形态之外一种根基。看待既有事物和观念，他既敢于面对、正视，又时时保留一种警醒的敌视态度。敌视所产生的距离感，其实也促成了艺术家个体敬畏他者、避免本性被他性覆盖的自为方式。徐若涛敌视态度渐渐磨砺为一种视觉形式，既贯穿在他观察、批判、反思既有事物和观念的创作系统之中，又融汇在他各个阶段的具体作品之中。

1991年，徐若涛离开沈阳，投身北京圆明园画家村。作为画家村最早的中国东北地区艺术家之一，他却为自由艺术和独立人格付出不小的个人代价。从美术学院自动退学、漂泊北京，到居无定所、身无长物。徐若涛脱离体制的自我决定催生了一个艰巨的、危机四伏的自我放逐历程。创作、阅读、思考、与境遇抗争，构成了徐若涛艺术家独立生存的个人景观。他总以床的图像承载隐喻，表达一种敌视现实、脱离现实的感受。精神的高蹈，让他既敌视既有的、流行的文化逻辑、又蔑视现实中的世俗纷扰。这种敌视态度，时而让他困守在自我的牢狱之中，时而又让他走出自我、重新认知自我的定义。

2001年，在一次影像后期制作中，徐若涛偶然发现并体会到鼠标绘画和电子图像所赋予人的一种视觉解放。任何常态或非常态、现实或非现实的图像，都可以通过扫描纳入他的审视、批判视野，他也可以凭借介入性或覆盖性的鼠标线条对其客观物像进行主观修改、转换。徐若涛由敌视既有图式所触发的篡改既有图像的创作方式，陡然有了一试身手的现场。

由此，近十年来，徐若涛进入又一个天马行空的创作高峰期。各种宇宙景观、美术史经典等指涉宏大叙事的现成图像，不断成为徐若涛批判性创作的视觉素材。在画面上，徐若涛渗透在抽象意识中的那种针对具象层面的隐秘敌意，往往引发出一种紧绷的、夸张的内在张力，强有力地干预着观者的观看心理。徐若涛的不少画面层次丰富，层层叠叠的线条深具节奏感和韵律感，显示出不断覆盖原始图像乃至线条自身的时间线索。其实，徐若涛正是在这种否定之否定的画面形成过程中，体验着一种忘我的身心自由，并细致地把控着一种对未知事物的感知和对不确定性的探究。在徐若涛开放的心态下，敌视他者的态度以及游戏规则，并未束缚他、捆绑他，反而让他越来越得心应手地游走在具象与抽象的视觉藩篱之间，获得一种观自在的艺术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