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网络世界有一则热闹的话题，一个中年男人在他的微博里高调宣告自己逃婚了。一段时间过去，当他见到原配妻子和孩子后几近崩溃，最终又回归了家庭。这个平凡的市井故事好像我们并不陌生，若可鲁我等很多同龄人一样，都有过逃离故乡的经验。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青年怀抱理想寻找自由世界的畅快和雄心，或许和今天那位中年逃婚者的感受相当，但最终并无悬念，大家还是选择了回归。这回归源自故乡文化上的引力，它带我们走过一段奇妙的路程。

元代对中国艺术而言，是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社会政治活动的激荡，促使当时的画家们重新审视绘画的既定规制。赵孟頫和黄公望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两位先贤。黄公望的人生也许打动了马可鲁的心绪。黄一生不得志，相当长的时间里不能以画为生。他晚年隐居甚荒凉的富春江一带，淡泊中玩弄江山与笔墨，营造了一种完美的艺术空间和风格。我不知道可鲁在选择“水村图”与“富春山居图”时有无特别的计划，但历史上元代艺术的确将中国艺术引向更私人、自由和情绪化的文人轨道。马可鲁重画的“水村图”与“富春山居图”，当然与传统意义上的临摹全然不同，但我也不赞同将它理解为是重制复制品的“观念”说法。我宁愿将可鲁的做法解读为对古意完美境界的追忆，平复周遭多变境遇，甚至对人生伤痛的一种本能反应。

古老的中国艺术面对现实的方式的确有自己的独到之处。文人画好似一个封闭而完整的系统，它用艺术特有的方式来表达艺人的情感和好恶，并运用抽象的精神意念来遮蔽现实中琐碎的景象。它以单纯而程式化的语境来规范从艺者的行为，却像僧人在日复一日的坐禅中获取无限的内心自由。中国文人画将抽象笔墨的价值提升至罕见的高度，这种深具主观抽象精神的私人绘画，与现代绘画中的抽象主义似有差异，它更多地夹带着人类生命的主观信息和情思，满不在乎地选择客观对象与时相，显现了无以伦比的自由空间。文人画的唯心精神，数百年来不断以文雅、静谧的方式溢散着它幽深的能量。这魅力诱惑了敏感的马可鲁。

马可鲁从艺几十年，一直为得到真正的自由而辛苦。他曾醉心于不同的文化系统并从中追寻具有普世价值的东西，这其中他最感兴趣的莫过于对“抽象”的认知。他对赵孟頫、黄公望、八大等大师的绘画解读即是他试图重新复验抽象精神的实践，不管这实践的过程是运用何种媒介，是画布、油彩、木炭，还是石蜡。他关心的是图像背后的非具象平面记录。我不知这样的理解是否会误解了马可鲁？但我相信可鲁所钟情的自由精神将会宽恕我的误读。

我一直感佩于可鲁的纯粹，并对他为艺术所付出的执着和奋斗意志抱有深深的敬意。相信他的艺术会一直为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

2011年7月22日于望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