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前，中国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中国社会结束了二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开始向民主化、科学化、现代化进程发展。随之，支撑封建社会的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诸多价值观念发生了根本动摇，其自主性、权威性受到严重的冲击。西方社会二百多年的工业革命，让中国人看到了自己与世界的物质及科学手段的差距，重新调整自己与世界的关系及自我重构，是摆在当时中国人面前的重大课题。

中国是一个文化包容而博大的国家。它是在不断地汲取夷族文化中强大而自新的，也是在不断影响异族文化中完善和延续的。吸收一切外来的有利自身发展的文化，是中国文明的潜在与美德。

一切社会的变革，首先是文化变革。

西方思想在晚清，尤其是在“甲午战争”之后大量传入中国，以致在中国一定时期推行“全盘西化”的政治主张。在外在形式上或概念上，中国人似乎在“革”自己的命。但这种贴标签式的主张和定义，从根本上并没有完全抛弃自身，也不可能做到完全 “他化”。因为中国几千年所形成的民族文化心理早已深深地根植于每个人的血液中，如同儒家思想浸透在每个人的生命行为当中一样，民族性已成为一个可以携带的文化基因。

就水墨而言，百年来一代代艺术大师从民族本体出发，在吸收西方优秀文化的同时，努力改良中国画，寻找现代主义下中国艺术的发展道路。他们并没有抛开毛笔和宣纸，并没有舍去中国独特的人文精神，而重新审视和诠释中国笔墨及中国水墨当代性问题。也许，上世纪初的艺术家在形式上或语言上做了更多的探索和引路工作，努力寻找中国画未来发展的可能性。要么墨、色结合，要么以写实取代写意，要么笔墨再度结构或理性经营，要么将水墨空间化、课堂化。种种艺术实践，给曾经的传统水墨带来新的生机和活力。他们的贡献在于：开创了中国现代主义艺术的未来。

而如今，三十年的中国经济，让中国人有了再度审视自身、再度审视世界的条件和可能。在这个年代成长起来的新一代艺术家，他们思想更加新锐、视野更加开阔；他们将自身与民族性放置在世界当中。他们与他们前辈不同的是：作品意义不仅仅停留在语言材料的把握上，而是有更深的意义指向。他们不再追求个人情怀和简单趣味的表达，而是超越自身的拘限与冲动，把目标直指工业化进程下全球人文主义的丧失所带来的焦虑与困惑以及技术时代下人类的存在危机。也就是，艺术家将其地域性、民族性的思考扩延至对“类”的关注及对现实生存问题的责任表达。由此出发，新一代艺术家在艺术形式或表达方式上出现多元化的局面，这是后现代主义“单子”化的具体体现。从某种意义上讲，新一代的中国现代水墨画家代表着独立自主下新中国水墨发展的艺术成果和创作现状。

此次，在卢浮宫的“中国水墨百年----卢浮宫卡鲁塞尔邀请展”，意在促进中、法文化交流事业，加强两国艺术家及两国人民的友谊，共建世界和平的契机和平台，并在这种文化平等对话的语境下，相互影响，相互认同。

王非
2012年1月
于北京环铁时代美术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