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点:北京798白盒子艺术馆
时间:2012.3.10
戴卓群:怎么开始学的画?
闫冰:很小就开始画画了,大概小学二三年级,突然地很着迷。那时候喜欢戏,喜欢看戏。
戴卓群:你那时候能看到什么戏?
闫冰:秦腔嘛,包括皮影戏、木偶戏,搭个土台子,过年过节的时候唱戏,耍社火,很喜欢,觉得很有趣,很热闹,撒的很开,同时又很神秘……
戴卓群:很乡土,很民俗。
闫冰:对,很吸引人。
戴卓群:另一种层面的样板,口口相传下来的民间艺术形式。
闫冰:讲一些古老的故事,这些都是我们日常之外的东西。我也很喜欢去庙里边,喜欢去看那些塑像和壁画,盯着不走。
戴卓群:其实这种民间的很乡土的图像从小对你影响还挺大的。
闫冰:最早接触的就是这个,因为外来的东西传到我们那边时间都很晚,就比如县城已经有了的东西,到我们村里边可能还得再隔个几年,电视机过来都很晚,我十几岁才有电视看。
戴卓群:这咱们有很大的区别,为什么乡土和民间的这些东西我全都忽略了,感觉视而不见。小时候也开始很早就画画儿,但我就是照着小人书,像《红楼梦》、《西游记》的那些绘图本,要么就是再大一点有那种初级的美术书上的水墨画。还是比较单一的,就是很单向度的那种,所谓正经图画的那种东西,忽略了我们成长的环境。你还是很敏感,你比我敏感。
闫冰:我记得有件事情,就是我们村里翻修一座庙,翻修完之后,要挂一幅神像。从很远的地方请了一位老画师画,隔年画好了,村里人去迎神,将神像挂在一个架子上,打着锣,敲着鼓,扛着彩旗。排了个队把那个神像迎接到村里面。整个过程很肃穆,我记得我挤到最前面,细细地琢磨神像的表情和每一个衣纹。童年的感知是无禁忌的,你会去胡乱猜测。
戴卓群:但是那个气氛特别有仪式感,让人觉得很神圣。
闫冰:对,感觉太有仪式感了。然而这分明又是一张画,你不知道这种神圣感来自画像还是来自自己的心里。
戴卓群:就是负载了那种画像本身之外的意义,所以“信仰”或者“偶像”这种模棱两可的东西就这么产生了。
闫冰:痴迷于寺庙里那些塑像和壁画,这可能是我对画画感兴趣的一个起源。
戴卓群:啥时候开始系统的科班训练,走向教育招考体制的路子?
闫冰:我进入考学的这个状态挺晚,真正上了高中,慢慢接触到考学那些东西。
戴卓群:我记得你说你考大学的那个过程是很艰难的,考了好多年。而且还非要考中央美院,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动力驱使?
闫冰:可能性格里面会有比较轴的一些东西。我在复读的时候,才知道还有中央美院这么个学校。我出来到了西安复读才知道的,之前不知道。
戴卓群:你高中没有那种特别规范的美术班训练?老师什么的?
闫冰:我们是普通的中学,有美术老师。在以考学机制为背景产生的教学模式里,我一开始就难以接受。
戴卓群:那就是非常死板的套路,一个僵化的方法掌握和技术训练过程。
闫冰:后来我到北京学的时候,人家老师说我这路子有点野,可能是那个时候养成的。
戴卓群:这经历咱们比较相似,我学画那会儿老师也不太懂,他是雇师范学院的那些学生去代课,刻板极了!我当时是不上他那个课的。我到了西安就搜购文艺复兴的素描、西方大师教程之类一些市面上能见到的画册和书,回去我就自己画,单独自学,老师觉得我是瞎搞,矛盾一度很激烈,差点把我从美术班开除掉。
闫冰:我们那时候接触的老师可能都差不多,从苏派过来的那种。只不过苏派在中国被演变的已经面目全非了,只剩一个很概念的壳。我觉得一个东西不打动我,我绝不要画它。我很顽固的,以致复读好几年。
戴卓群:你是在西安复读过,完了你又到北京读那个考前班的?
闫冰:高中应届没考上嘛,然后复读。先是在天水市里一个中学,然后我又跑到西安去,那时候刚听说了西安美院,就赶紧去了。
戴卓群:你啥时候去的西安?
闫冰:1999年。
戴卓群:我也1999年去西安美院。
闫冰:去学了一段时间发现,还是觉得不对劲,不是我想要追求的东西。跟老师都红脸了,就走了,换地方了。然后就到北京,接触到一些中央美院的画,那时候所谓“新生代”那拨人都起来了,也有系列的画册出来,我们都可以看到,很兴奋,感觉到自己在靠近。我第一次来北京是从西安过来,那时候没有钱,生活过的也很艰难。
戴卓群:那你给家里很大的压力。
闫冰:还好,那时候我很少花家里的钱,也是一点点钱,我在外面很节省,我自己做饭嘛。走的时候从家里带一些面啊、土豆、菜籽油,我都是背个小炉子去,自己做饭,最低的生活成本,一张纸正反面都画。第一次来北京,在西安有朋友帮我买了一张学生票。结果到北京西客站出来的时候把我扣下了,说我的学生证是假的。把我扣了四个小时。到出站已经天黑了,一个人找中央美院,找不着,等找到“二厂”,已经晚上十一点了。下着大雨。
戴卓群:这个经历,哇靠!太酷,太刺激了。
闫冰:第一次来北京,跟城市的这种冲突,我就感觉到,很强烈的冲突感。你出站一验票,一听你是外地口音,就缠着你,查这查那。
戴卓群:然后你就在二厂那边报了个班是吧?
闫冰:第一年就先考了一下,没考上,然后第二年再过来,找了一个班,再学习,学两个月,然后回去再画。回去自己琢磨,画上半年,然后再考,就这样一直坚持了三年吧。等于高考总共考了四次嘛。
戴卓群:这个经历我觉得是人一生的财富,那你在这个求学和考试期间还有没有其他更加印象深刻,对你来说很难忘的事情。
闫冰:那几年我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画画里面去了,目标也比较明确,就是要把这几门课画好,我要画的特别准确,特别像,特别生动,就这个目标,死命的画。觉得一定能考上。很难忘的一段是我在天水复读时,在一个山上住,因为我们中学在山的底下,我在这个中学里边复读,在山上租了个民房。一边是一个部队的驻地,一边是一个道观,玉泉观,陇东第一观。每天清晨道士做早课,答答答的念经,念完了,部队里又开始早操,操演。我记得去道观里面画画,画写生,跟道士聊天,看年轻的士兵耍流氓。
戴卓群:仙风道骨啊!我觉得这个挺爽的。
闫冰:赶上好天气或者下大雪,一个人拎着东西到山里边去写生。接触一些奇怪的人啊,接触一些风土人情。住的地方边上有个道观挺好的,听老道士讲一些神神道道的事情,被他们指挥让倒个垃圾扫个地的,挺心甘情愿的。
戴卓群:那在你求学期间,包括到后来一路走到现在,有没有一些特别影响过你的艺术家啊或者什么人啊,他们的哪些方面对你产生一些影响?
闫冰:在大学期间,实际上跟大家都是一样,就是突然世界就打开了,没边了。图书馆有大量的画册,中国、西方,各个时期的不同的艺术家的画册,看都看不完,世界感觉是没边了。自己感觉也是东冲西撞的,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啊!看什么东西都好,四年整个就这样好下来的。然后等于是我大学就没有画好一张画,一张作业一周,第一天画成这样,第二天觉得那样子也挺好,又改成另外一个样子,等于说一周下来一张画就画废了,整个四年都这样。
戴卓群:实际上就是那个阶段没有很明确你对哪一方面有特别倾向。
闫冰:对,就是那些艺术家对你影响太大啦,每个艺术家都很强大,每个艺术家都能打中你一枪,每一个都有一个完整的气场。那是没有自我,没有自我判断的,全面被遮盖和雷倒的时期,挨个的雷一遍。
戴卓群:每一个能在美术史里留下的人,自然都有很强大的气场,都有强大的精神能量在那里,你只要一进入,你就觉得“哇靠”,太牛逼了。除非你退出来,一个也看不到。
闫冰:后来到毕业了,自己真正开始摸索。还是我老师对我影响特别大,就是刘小东,他带我出去画画,跟我聊一些东西,看我的一些想法,草图。实际上他帮我做了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从我的思路,我的爱好,我画的一些东西,乱七八糟的东西里边,他帮我发现了一些我自己的品质,他提醒了我这一点。从那时候开始我就慢慢地去挖掘和塑造自己的东西。之前接触的那些东西,我开始慢慢试图保持距离的去看,这些东西是在什么语境里边,跟我有什么样的关联。
戴卓群:必须得退出来,维护你自身的一个主体性。其实很多人他跳不出来,有些艺术家被各种潮流所左右,所干涉,所主导。你在学校学的专业是油画,毕业以后却一直做装置。为什么突然会有这么决绝的转变?
闫冰:在学校也没尝试做过装置,一直画画的。可能创作的时候,对于现有的资源,我没有办法处理,我觉得我还是在被雷倒的那个状态,晕头转向的那个里面,所以说那时候我要是着手去画画的话,还是那样,顶多是一个好学生。我是强烈的想面对自己,但是自己那个时候已经是迷失了。05,06年,我直面了几起熟悉的人的非正常死亡,长时间处在沉重的情绪里。有一天我想在牛皮上面画牛,就是剥下了一段真牛的皮,在上面画牛的肖像,表达对生存、对宿命的体验。当时那个作品也没做成功。却成为一个出发点,我开始绘画之外的另一种尝试。
戴卓群:之后你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怎么演变到用泥土作为材料制作作品?实际上你已经做了不少东西了。
闫冰:还是得从牛皮开始,那次没做好之后,我又做了一件东西。就是那个棉被,也是用牛皮做的,整张的很柔软的牛皮,做成棉被。做完那个以后,就有透了一口气的感觉,之前一直背着一个很沉重的包袱,作品帮我疏导了一些东西。
戴卓群:觉得找到一种状态,一个宣泄的点?
闫冰:应该也不是宣泄,就是唱歌一样的感觉。那个才是我真正的开始,《棉被》那个作品,我觉得有一种沉默的力量,这个力量是我之前没有正视过的。我为什么选择牛皮,是我之前跟牛接触的特别多,家乡好多人家养牛,牛的一生给我很大的触动,温驯的活着,温驯的死去。我就由它联想到人的命运,农民的命运,这个背后的东西不是一个具体的故事或者什么。它是一大片虚无。通过劳动做出一个有形之物承载这片虚无,从而获得表达。从小种地,对土地有很深的感情。然后就选择用土去做作品,土除了自然物性之外,它承载很多的文化,我觉得它本身就是一种能量。它本身就携带了好多好多的故事在里面,老房都是土砌的,房子住了好几代人,上百年,然后它才塌掉,然后又变成土,或者重新又和成泥,重新盖成房子。
戴卓群:实际上,虽然物质的形态一直在转化,但能量却恒久延续。
闫冰:你会发觉,因为人的介入,事物皆具人性。我们的生活是没有记录的,在农村,没有记录,也没有什么家族史什么的,一代人过去就过去了。
戴卓群:自生自灭,隔上三代,你问前三代的人生命里都发生过什么事情,没有人会知道,后代的人没有任何记忆。
闫冰:可能他曾祖父叫什么,他都不记得了,你问他什么事情都不记得了。所以说人的悲欢离合,生老病死实际上是以非常自然的方式埋在土里的。
戴卓群:我们从今天的一个视角来看,你近几年的创作实践来自什么样的一种出发点,在我看来,表象上貌似是对乡土的复苏和铺陈,根本却还是对今天社会现实的精神反馈。
闫冰:立足点肯定不是以乡土为主。我经常想的问题,基本都是人的共性的问题,就是人的命运,在不同的时代里的命运共性,时代是表象,人才是核心。几百年,几千年下来,人类见证过无数的社会变迁,人有什么样的变化,人面对这些变迁的时候有什么样的反应。
戴卓群:其实我最明确想知道的就是,在今天你最关注的是什么样的现实问题?
闫冰:就是人的生存,我也不是指人在社会里面安身立命的这么一个生存,而是人的心理的生存,情感的生存,不同的时代揭发出不同的人性。
戴卓群:实际上我们借助这些材料,更多不是回到什么问题,可能反向虚置一种艺术化的解决方式。解决今天我们的精神困境,或者我们人本身面临的最核心的问题。
闫冰:没错,也就是用艺术的手段去提示一些东西。这个东西是什么,艺术家给不了答案,而是感知到某些东西,用艺术去照亮一些东西。
戴卓群:就像我们今天无法去干预或者是无法去引导社会的变向,虽然它大多时候是离我们的理想甚远,或者是离我们预设的一种自然秩序的发展甚远。但我们可以在艺术里面,建构一个艺术的秩序,它可能对这种社会秩序的干预力量是很有限的,但在这个秩序里面我们可以探讨一些人的问题。
闫冰:艺术始终是软性的,它可能对现实也产生不了什么影响。
戴卓群:它只能是潜移默化、自然而然的一个东西。你很强烈的希望它会产生什么作用,直接会形成什么决定性的效果,那是不可能的。你今天的生活对你的思考、创作状态有哪些影响?
闫冰:艺术反应了你对生活的态度。今天社会变迁的速度很容易让人无所适从,也反过来让人不断审视自己和社会的关系,艺术创作正是这种审视的方式,它试着去刷新人的感知方式或者照亮事物的本质。
戴卓群:不断让我们的感知,我们的触觉,不要麻木,让它敏锐地去捕捉到新的东西。
闫冰:我觉得这也是艺术家们存在的理由吧。
戴卓群:你毕业到现在有四年了吧?
闫冰:四、五年了。
戴卓群:实际上之前你已经做过不少展览,个展做了几个,四个?
闫冰:连这个四个,之前是尤伦斯和泰康空间,去年在杨画廊的“我的劳动”。
戴卓群:我记得还有一次是伊比利亚的工作坊是吗?那个不是独立的。
闫冰:那是个群展,我在里面做了一个比较大的作品。
戴卓群:之前你一直做的是装置,在这次的展览上,等于又回到绘画,当时你是回避了绘画,找到自己的一个突破口,今天又重新回到绘画,什么样的原因促使你今天能够重新回归到这个媒介上面。接下来对你创作的预期是一个什么样的规划?
闫冰:我不会只用一种方式来表达,这几年一直在思考,然后画一些手稿。我现在再画起来就没有当年那么强的障碍。表达上的障碍,当时对绘画有点消化不良,我现在画的还是很轻松的,有快感。因为毕竟是以前学绘画的,拿起笔的时候那种亲切……
戴卓群:最重要不是你怎么去面对这个工具或者是怎么去面对技术问题,这个都不是最重要的。可能还是你自身思想上解决很多问题,你对自我的思考和认知,因为你不断地去捕捉更准确的东西,实际上没有准确的东西,你可以一直在试图逼近你自己要做的东西。
闫冰:是,这就像农具一样,锄头有锄头的作用,镰刀有镰刀的作用,看那天我要干什么。
戴卓群:对于往后有些新的计划或者是新的想法?
闫冰:关于创作的想法还是围绕关于人的问题,人与社会的关系,接下来要做的主要是绘画上的探索,还有装置也有一些新的思路,会延伸到不同的材料和媒介,可能会跟以前的作品有变化。
戴卓群:实际上今天我们这个国家,尤其对人的关注太少。对所有的东西关注都很多,就是唯独对人不关注、不尊重的最多。独立的做为“人”的个体总是成为被牺牲和忽视的对象。
闫冰:是啊,所以说,中国人是沉默的。但是当你接触每一个人,打开每一个人,都是一个非常丰富的世界。这个世界,外观做的像箱子一样,是密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