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和奚建军于80年代中期先后负笈英国，分别在伦敦大学哥德史密斯学院和皇家艺术学院学习。两位艺术家尽管具有深厚的学院艺术训练的背景和功底，却一开始就以激进的姿态，走上了反学院，反主流和反即成体制的艺术道路。他们在英国组成了一个Mad For Real艺术小组，以外来者的身份，全面地介入到了90年代英国本土的艺术活动和事件中去。因为文化和社会背景的差异，同时也由于身处在西方语境下多年的文化碰撞与矛盾，使得他们既能够以一种外在和他者的身份参与到西方当代艺术和学术活动中，又能够与之拉开距离和保持客观与怀疑的态度。可以说，他们俩正契合了霍米巴巴后殖民理论中对于离散知识分子的描述，和众多海外艺术家一样，在他们20多年的海外求学，生活与工作的经历，让他们具有了国际的视野和丰富的艺术实践经验，从而在相对的意义上，得以在艺术的创作上超越通常的国族、文化、文明、意识形态和东西地缘政治的范畴，游刃有余地游走在这些人为的社会和文化边界之间，进而使他们的作品呈现出一种不同于那些在国内语境思考中产生的艺术作品的气质和诉求。

在后殖民的理论里，他者的身份是一种中心主体建构的必要参照物，因此许多来到西方的移民者，主要是艺术家、人文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他们面临的最主要的问题是在面对西方的优势文化主体，重新构筑自己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同时，如何调和过去的知识和文化背景与现在的系统之间的矛盾。对于蔡元和奚建军来说，他们正是从对于“他者”的关系来确定自身的定位，正如拉康所指出的‘他者是一种双重的进入模型’。正是这种身份反而给与了他们行动的便利和特权，使得他们可以凭借新的角色的转换，在新的文化语境下去审视各种社会现象。他们早期的作品可以说是反语言和反审美的，具有激进和革命的色彩。近期以来的作品正逐渐转入对于权力和政治以及文化关系的深入思考，作品的形式语言和媒介也趋向多样化，涉及到架上，摄影，装置，行为,综合媒介和版画等多个领域，就如他们最近的作品《航母计划》，一艘仿造美国海军企业号的长达8米的航空母舰模型, 体现了他们对于国际政治中权利游戏的本质理解。

在两位艺术家的创作中，一幅以沃霍尔式的波普艺术的手法绘制的伊丽莎白女王的肖像画仿佛向我们传达了某种对于国家政治与民族主义关系的思考。艺术家采用了年轻的女王加冕时的照片，其形象并非是高度写实性的，而是以一种填色的手法去表现一种丝网印刷的版画效果。画面中女王的模糊形象被中英两种文字所覆盖，它们让人联想起外国人归化英国时面对女王的肖像宣誓效忠的情景。另一件高四米的倾斜的“大本钟”的雕刻装置作品，在一面以逼真的手法雕刻模仿了大本钟的建筑结构和立面装饰，倾斜的一侧却开着两扇拉门，里面布置成一个类似神龛一样的空间，里面贴满了照片，摆放着各种来自东西方的消费品包装物以及中英文书籍，其中包括一尊佛像，中国制造的传统中药的药瓶，苏格兰的威士忌酒，以及马克思的《资本论》和《毛泽东选集》。它们以一种宗教仪式般的方法呈列，隐喻着东西方之间长达几千年的文化融合，冲突，矛盾和互相创造的历史。那么，这个装置作品是象征着对于西方中心主义的解构吗？还是隐喻着一种在后现代的文化、政治和经济的语境下混杂文化的社会现实？这种表面的文化的混杂性在多大的程度上反映了掩盖在全球自由主义经济浪潮之下所被淹没的结构性的世界性种族、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的尖锐矛盾？正如这件“大本钟”所呈现的那样，不同的文化和政治类型是否能够共生在一处？差异的共同体是否只是人类的一种乌托邦的梦想？或者如同塞缪尔•亨廷顿在他的书中所断言的那样，文明的冲突是人类的宿命？

也许一种本土的世界主义正在形成，然而它只是发生在精英社会的层面，与此同时在文化同质化和混杂的基础上人们也正在努力重建和恢复被减损和消解的传统和民族的特征。在当下的文化和社会语境里，每个人都自觉地意识到个人身份的问题，它是社会加诸于个体的标签，而这种身份的认同既处于不断的变化中，又始终保持着最初的内核。身份的建构是一种社会游戏，游戏的过程就是一种不断建构，解构，重新编码和再造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