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远越近---当代花鸟画的展望

中国花鸟绘画语言，萌芽于新石器时代陶器上的纹饰，经过夏商西周东周、战国秦汉六朝，到了唐代，各种花鸟画的字汇、词组、句法，已经发展完备，终于独立成科，自成体系，装饰与抒情并出，工艺与表达并列，见于唐代著录的花鸟专业名家，多达八十余人，成绩斐然。

到了五代北宋，抒情之风大盛，花鸟画家开始追求意境的塑造。五代花鸟画有“黄筌富贵，徐熙野逸”之分， 标示了 “工笔 / 写意”两种不同审美趣味的对照发展，前者近于工艺实用或装饰，后者重在抒情表达或表现，二者相辅相成，影响流行至今未歇。

北宋《宣和画谱》载宫廷收藏三十多位花鸟画家近二千件作品，数目之多超越前代。然其中以抒情表达画派较受文人重视，大收藏兼评论家米元章就坦言道：“黄筌画不足收，易摹；徐熙画不可摹。”(米芾《画史》) 至于抒情表达或表现的内容，则与儒家观念结合，以“格物致知” 与 “托物言志”为主，后又转入 “诗画相发” 之追求。水墨松、竹、梅、兰、菊，成了花鸟画的主流题材，画家寄感情于形内，得妙理于象外，通过拟人化的手法，将崇高、坚贞、虚怀、奋发等儒家理念，寄托于花鸟画中，产生了新的内容。

南宋梁楷、马和之与禅画家出现后，草书笔法进入花鸟画，一变抒情表达为个性表现，在诗情画意的基础上，加入了禅家 “明心见性” 、 “直指人心” 的思想与道家 “目击道存” 的理念，多有 “大写意” 之作，充满了 “独创风格” 的追求，影响至今不衰。

元代画鸟画的枢纽是赵孟俯与张中，他们将书法融入花鸟，惯以行书之笔，写花鸟之神，抒个人之意，成了整个中国花鸟画史上的转戾点的重要人物。尤其是张中，他温情厚实的行草画法，通过沈周、文璧、唐寅，传至周之冕、恽寿平，直至张熊、任熊、任颐，在精工笔与大写意两个极端之间，创造出一种中庸表现风格，可说是一种工笔与写意兼具，表达与表现平衡的画法，影响至今未衰，仍是花鸟画的主流。

黄荃一派，虽代有传人，但要等到陈洪绶、吴文中以及后来的任熊等变形画派出，方才超越装饰，在表达与表现上，力度大幅提升，强烈抒发个人情感，锐意创造奇绝风格，同时还反映了艺术家与时代心理的深度。而其中尤以任熊，后来居上，竟能以花鸟探讨整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理结构，最为深刻有味。

遥接南宋禅画，以草书之笔作大写意花鸟者，从明到清，有孙龙、陈淳、徐渭、八大、李鳝、黄慎、蒲华等；以隶书笔法入花鸟者，则有石涛、金农、郑燮、高凤翰、赵之谦等，其中以徐渭、八大、金农三人，最能反映艺术家心里的高度与深度，成为时代美学的代言人。这一个时期，八大在花鸟画上的贡献，十分杰出。他别开生面，创造出一种心理戏剧，让画面中的意象与意象之间，充满了哑剧式的张力，上承张中，下开任熊、齐璜，散发出摄人的光芒。

时至近代，以金石篆刻笔法入花鸟画者，首推曾衍东、吴昌硕与齐白石。曾氏启发了丰子恺、齐白石，吴氏则领导了海上派花鸟，而其中以齐、丰二人的影向力最大，成为「白话花鸟画」的宗师。齐白石通过花鸟画，以浪漫的手法，记录自己童年至青年的成长过程，并反映自身当下的时代处境，初步完成了由农业社会美学向工业社会美学过渡的桥梁工作，成就独大，为历代所无。

此后活跃于二十世纪的高剑父，徐悲鸿、溥心畬、潘天寿、张大千、丁衍庸等，在个人独创与反映时代上，都有一定的贡献，然也都困锁在宋元绘画的牢笼之中，而无所突破。不过，其中也有奋力突围者，那就是成就独大的张大千，他单身一人，目光如炬，超越五代宋元明清，直入六朝隋唐敦煌，吸收转化，为花鸟画的绘画语言，在齐白石的成就上，跨出一步，开拓出一片新的天地，照耀古今。然在深入面对工业社会以及工业美学的开发方面，上述诸家，却乏善可陈，无法应对。

事实上，二十一世纪的花鸟画家，面对纷至沓来的各种考古挖掘，可说是置身于一个绘画资源最丰富的时代。通过考古，大家对从彩陶至汉唐以来的花鸟绘画语言发展，有了前所未有的全新认识，对花鸟源头的理解，亦超越前代，真可谓目空古人。如何将这些新出土的古代绘画语言宝库数据，加以转化更新，或霸占误用，配合个人成长经验，辅之以民族学、心理学、戏剧学、解构学、记号学…等当代观念，融会贯通，深入探讨工业社会与后工业社会的新美学，则是当代花鸟画家努力的方向之一，值得大家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