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过去三十年所发生的经济奇迹，已经导致了前所未有的国家巨变，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可能就是数量众多的都会城市所经历的巨大变化。人们一方面惊异于这些城市的工程成就和迷人的市容改观；另一方面，这些城市在这些重大变迁中，也有数量众多的古代建筑和历史遗迹，因被认为阻碍发展道路而遭到无情损毁，因此同样备受争议。这样的发展结果，就是见证着今日中国矛盾冲突和新旧对照的一种新式特别的现代化。

做为一个摄影家，周军追求用他特有的黑白摄影，从社会和历史的角度去揭示、阐述这些影响广泛、无所不在的变化。就像伯恩德·贝歇和海勒·贝歇夫妇（Bernd and Hillar Becher）拍摄战后德国废弃的矿井和草料贮藏设施一样，周军致力于拍摄中国宏大工程成就象征物在其辉煌、建设和孤立时的种种状态，将这些状态定格为永恒。他使用独特的灰色调，故意舍弃不用强烈的黑白色，坚持不懈地以不断提高的敏锐度来探究和重新诠释这日新月异的都市景观。在他作品所构建的宏大华丽的新世界中，几乎全无人类生存的痕迹，而是宏伟壮观气势凌人的建筑群主导一切并相争高下。北宋时期尊奉道家思想的山水画，通过把人类存在减到一个不重要的比例，来体现人类对自然造化的由衷礼敬尊崇；相比而言，周军则通过摄影艺术，创造了一个现代宇宙，在这里钢筋水泥的丛林好像可以自我生发，人类只能对其屈膝臣服，顶礼膜拜。

观众看到这些作品时，立即会被已经成为这位摄影家特有标志的红色覆盖图和它们内涵的多方位象征意义所深深打动。在当前的中国社会，传统面临着种种新生事物的挑战，彼此冲突的意识形态共同存在于一种微妙的平衡中，而“赤红”作为一种使人敬畏的政治符号，继续塑造着这个社会，同时也给这个时代留下无法磨灭的印记。在“上海外滩”等作品中，周军将一些饱经岁月的地标建筑物处理成红色，这可以解读为一种文化堡垒或者阵地，这些历史古迹正在艰难地试图在持续进行的城市改建中找到一丝慰藉。正如红色象征着这些新建筑中被灌注的激情和爱国主义，它同时也与人们生长于斯、年代久远的街坊区的毁坏密切关联。

周军的建筑摄影有着完美的构建，这可以看成是对中国城市市容改观的一种称扬，尤其此时上海正要承办2010年世界博览会，这种改观更显重要。有“东方之冠”美称的世博会中国展馆高达63米，是任何其他馆高度的三倍多，昭示了中国作为新的全球经济动力源的独特地位。世博会中国馆的设计获得了奖励，它力求将科技优势融合到传统中国建筑中去，运用了独特的多斜面屋顶，其创意源自“斗拱”一类曾广泛运用于颐和园、紫禁城等古建中的梁托联锁技艺。在其摄影作品“中国亭”中，周军将世博中国馆展示为一个现代感的复杂开放式的铁棚格构造，象一件“东方艾菲尔铁塔”的纯粹雕塑品，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他将中国馆上数码处理的环带用红色突显出来，试图建立起被分割的东西方文化的纽带，并为这立足于深邃久远历史土壤上的当代建筑增加了现实意义。

周军作品中经常交织的红色，是艺术家对于匆匆忙忙毫不停歇的城市发展过程的社会述评。在他那件精心力作“北京三元桥附近”中，一座新建成的单元楼拔地而起，从完全蒙盖在深红色围布下的脚手架中探出巨无霸身躯。破布片组成的布帘占据了作品的中心位置，不断静静诉说着一哄而上的狂热建设节奏，是怎样使环境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这座新高楼的正前方，是爆破拆迁后留下的一片瓦砾狼藉，只有临时性的简易住房孤零零地立在那里。当更切近地仔细审视大楼前方时，你会发现还有一群小人国国民似的工人正在一起偷闲饮酒，好象对眼前遍地的破砖碎瓦和建筑垃圾完全视而不见，这为作品气氛带上了附加的超现实主义意味。这些工人们悄无声息地消融在背景中，只有令人震慑的红色帷幕和周围的幢幢高楼，主宰着附近的城市景观。这幅图像，生动切实地述说了在人们追求都市化高大全的进程中，人文传统保护是如何被降格到一个无足轻重的地位的。艺术家似乎在深深叹息，将民族传统文化遗产薪火相传的更高追求，如何被太轻易草率地牺牲在了现代化发展的祭坛上。

在这次展览中，周军也进入了人物摄影的私密领域，从而开拓了一个新的艺术创作方向。艺术家为他的至亲们拍了一张全家福，他的母亲和儿子坐在前排，儿子双手捧着周军已经过世父亲的大幅加框照片。由于作品是在艺术家被拆毁的祖居废墟上拍摄的，作品带着辛辣浓烈又苦乐参半的味道。房子由于当地官员为政府工程征用土地而遭到破坏，周军一家人站在他们曾经生活起居老屋的废墟上，摆着“露天派”的姿势，看似有着某种幸福写在脸上的心满意足，背景则是临时权充栅栏来标划他们家宅地界的一片红色帷幕。通过把生活自传引入到自己的作品中，周军给他的摄影艺术领域增添了清新的元素，反映了把自身栖息地重新收回的个人意愿。这可以解读成一个象征性的姿态，即他作品中的人物角色，已经从暗影处重新浮现，变成了最前沿的一种不容忽视引人注目的迷人存在！

杨来耀
2010年3月于北京
李宝平译于澳洲布里斯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