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文/曹振伟

中国的前卫艺术在刚刚萌发之时有很强的“社团”倾向，如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左右的“伤痕画派”、“星星画会”、“野草画会”，八五新潮时期的“北方艺术群体”、“无名画会”、“池社”、“厦门达达”等等，都具备一定的地域社团性质。一些志同道合的艺术家在冷漠的艺术大环境中聚集在一起，并将势单力薄的个人力量组织成为一种集体功能，由一个群体来协调纲领、吸纳会员、发表声明、组织活动，将团体宗旨的影响力发散扩大，社团之间也时而沟通联盟。可以说，整个八十年代没有明星式的艺术家和评论人，灼灼生辉于美术文献的是一个个响亮的社团旗帜。

到了九十年代，政治的日益严峻，艺术家个体的不断成熟独立以及精英出国潮的影响，迫使曾经光芒瞩目一时的大部分艺术社团逐渐分崩离析、支离破碎。取而代之的是以艺术理念或称“社会价值理念”相互吸引使得各种艺术风格日益明朗和程式化的“流派”。之所以说是社会价值理念相近，是因为这一时期的“流派”都有着相近的政治诉求。九十年代初期的“政治波普”、“玩世现实主义”以及中期的“艳俗艺术”政治倾向有目共睹。

九十年代末，随着中国艺术品市场的从无到有，从冷寂到日益火热，以及中国当代艺术亮相威尼斯、卡塞尔，渐渐的“走出国门，走向西方”，中国前卫艺术这片曾经的净土变成了声色犬马滋生之地。金钱与名利，资本与权势开始向单个艺术家身上倾注积累，造就出了“四大天王”和一个个“明星大腕”。艺术家之间日渐明朗的阶层划分成了新的群体界限，这种强硬的划分打破了曾经的“社团”和“流派”。

现在的前卫艺术界虽然派系纷争依旧，但是在领域内更多纠结的是“宗亲性”和“地域性”的暗流。以金字塔顶端某个大人物为核心的嫡亲势力，鞍前马后，吹吹打打，狐假虎威的分羹者与他们号令一方招摇过市的施恩人团结在一起。一面面新的旗帜竖立起来，形成了怪异的“姓氏集团”与湘军川派。

这次画展中，六位艺术家再次以团体的面貌出现，取名“生路”。社团成员马新阶、高文建、施晓杰、王红坡、卓晓光、王文生分别来自北京、河北、深圳、香港，由于艺术理念的吸引再次走到一起。六位艺术家同时展出了他们的风景作品，三十余张作品呈示出来：马新阶的醇厚朴质，施晓杰沉郁凝重，高文建的清新雅致，卓晓光隐秘怪异，王红坡的优柔浅淡，王文生的沉静释然。风格上虽然有各自不同的方向，画面背后的寓意同样的是一份高洁与宁静，作品中没有功利的施巧，直指后工业社会下人类面临的普遍困境，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和日渐消逝的人文关怀。此次展览活动像是一声平静的呼喊，标志着“生路”的诞生!所以“生路”并不是简单的展览噱头，它是一种方向、一种理念、一个流派和艺术团体的开始。

生路，既是未知之路，拓展之路，又是升华之路，超越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