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兰溪是流过陈彧君、陈彧凡的家乡福建莆田的一条河流，也是他们一系列艺术实践的主题。这一系列的艺术实践的出发点是处理一种独特的侨乡文化经验， 华侨一方面把中国南方的民俗与文化直接带到南洋，并产生一种经过杂揉与变异的文化结果，另一方面，这种新的文化又被带回到了本土，成为了本土经验的一个部分。侨乡形成的是一种双向流动且不断生成的文化，既是一种本土化了的国际性，也是一种国际化了的本土性，换句话说，所谓本土与国际之间的二元对立在侨乡文化中并没有发生过。实际上，那些移居南洋的家族并没有国际与本土的对立观念，因为在现代民族国家及政治疆界概念尚未出现之前，那些移居南洋的华人，他们可以认为自己在背井离乡，但他们未必认为自己跨入了国际，因为现代西方的“国际”概念尚未在他们心中确立起来。也就是说，他们所面对的是一个没有国界线的地理，对他们来说，地理概念只是血脉及文化的连续性播散，而并没有——我们今天熟悉的——国际版图间的断裂存在。因此，南洋华侨的共同体意识一直是基于血缘、亲族关系，而本土侨乡家族的共同体意识的建构中也把南洋华侨纳入了其中，甚至在现代中国历次大规模的基层政治改造中，这种华侨共同体意识都存留了下来。

这种华侨共同体经验从小就构成陈彧君、陈彧凡兄弟乡土日常经验的一部分，那些生活在异域的亲族虽然并不经常（有些甚至从来没有）出现在面前，但通信、照片，以及寄回来的外国货都一直在激发着他们对南洋的想象。这种想象是如此的日常化，以至于当他们定居都市之后，对乡土的沉思反而是通过对南洋的想象来展开的。在这个意义上，木兰溪已不只是一条河或者一个地区，其地理含义已经转变成为了一种仪式价值，而对这种仪式的讨论与体会，也使“木兰溪”成为了一个文化人类学研究的母题。

但是，对陈氏兄弟的艺术实践来说，木兰溪除了是一个乡愁情感的象征之外，更是一种充满经验活力与方法可能的场域。这个场域容纳了个体与家族历史的追问、文化与政治议题的生产，以及艺术的语言构造与制度反思等诸多维度上的主题，并使这些主题链接成了一个经验与思想生成的整体。在这个层面上，“木兰溪”艺术实践从其最初的乡愁经验的出发点驶出之后，已经成为了一艘忒休斯之船，框架没有变化，但是这个框架下的问题已经发生了转移。在陈氏兄弟这里，“木兰溪”是不断生成的，它并没有固定的研究目标与预设的作品样态，甚至它要暂时搁置“研究”与“作品”等概念，而使两者处于临界状态，它也努力推迟被定义，而保持某种朴素的不确定性与未完成感。

用“不居”来描述这种状态，既是强调“木兰溪”母题下的一系列宏观转换——从侨乡经验延展到文化人类学视域下的居住，及定居、迁徙、移民等一系列人类历史与当下活动。再从抽出人与空间，人与物，物与空间，物与物等多重的关系作为入手的问题。然后把这种抽象的关系落实到当代艺术的物质循环机制上去，如生产、包装、运输、存储与展示，并把这个整个后台机制转变为展示内容本身——也是强调在这一系列的范畴转换下，其间微小经验的开放与流动，以及随之而来的意义的重新切分（cutting-out）。

鲍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