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次展览的八位艺术家，他们的艺术语言和思想观念全不相同，唯独一致的就是都有别于传统艺术。把当代艺术作为切入时代语境的总体作品，显然是一种有效的方法，因为中国主流艺术限于单一的经验模式，传统经典成了不断循环的审美定势，导致文化创造力的萎缩，它从侧面也反映了社会观念与价值取向的呆滞保守。因此，面对这种惰性化的文化困境，迫切需要具有进取激情的时代艺术，给整个文化生态注入全新活力。此外，位艺术家来大连展出他们的艺术作品，意味着中国当代艺术从国外返向国内、从中心转向边沿的正确步伐。历史的进步，离不开每个社会成员的觉醒，当代艺术必须根植于它的生长土壤，确保整个文化生态的良性循环。当代艺术作为历史前沿的精神原动力，应当遍布社会的每一角落，而不是限于西方欧美和北京上海。建立一个健全的开放性社会，艺术家和文化人必须一马当先，通过敏锐的洞察力、丰富的想象力、真诚的号召力，担当时代的号角使命，赋予自己和他人、现在和未来更多的美好希望。因此，“当代艺术”在中国语境下，被赋予一种特殊的历史意义，也是艺术家个性与才华、良知与责任的体现。

苍鑫的艺术创作，始终将他自己的个性气质融入作品之中，从而释放出物我一体的神秘力量。在充满大丈夫气概的语言张力中，却隐含着对宇宙自然的敬畏之心。在生活速变的当代社会，人类命运的驶向和不确定性刺激着艺术家的敏感神经，困惑的焦虑成为一种想象力的创作激情。人与自然的冲突，是现代文明共同面临的历史困境，也成为人类对自身命运思考的矛盾极点。苍鑫通过自己的艺术作品，试图在唤醒人们敬仰自然的原始情操，力图证明一切事物都存在神性的生命力量，它们是艺术最本质的语言形态。

俸正杰是一位有世俗怀疑主义精神的美学家，他的艺术作品充斥一种反现实的审美取向，或者说，他刻意地将人性的某一面，通过艺术形式表现出来，迫使人们去怀疑自己的生活态度和价值观念。“蜻蜓眼”的势力势利和“粉红色”的恶俗欲望，在俸正杰的作品中被渲染强化，似乎刻意在跟人类的普遍欲望过不去。艺术家的耿耿于怀或不领人情，总有他独特视角的内在合理性。在一个物欲横流的时代，生活本身就是最值得怀疑的，不论是人性普遍的还是日常流行的，它肯定不是最理想的完美状态。然而，在消费主义主导的当代世界，人始终生活在审美的可疑之中，以致视觉享受均陷入一种病态的浮华表象。

高惠君是位敏感而细腻的艺术家，他的绘画作品充满了强烈的历史悲剧意识，这种意识自然也成为他个人独特的艺术语言。古典艺术的审美形态隐藏着历史精神的深层结构，集合审美规范、价值体系和权力秩序。高惠君的绘画常被人误解为传统艺术，这显然源于人们对艺术风格先入为主的观念定势，从而忽视了高惠君艺术作品中深刻的历史思考。透过平面的视觉空间，高惠君凭借对传统绘画的创造性发挥以及对古典艺术的挪用，将现实与历史、当代与传统、西方与东方，置换成诡异、迷幻、虚脱的冲突世界，揭开了古老文明衰微的内在奥秘，同时反映当代文化矛盾的历史根源。毫无疑问，高惠君的绘画赋予现代人一种历史启示。

罗氏兄弟(罗卫东、罗卫国、罗卫兵)的艺术作品，给人一种不祥的生活征兆，仿佛世界在源源不断地制造畸形怪胎。在消费主义和快餐文化盛行的后工业时代，这其实是被历史选择的必然形态，也是一种难以拒斥的生活之路。原始艺术中的生殖崇拜释放着强大的生存欲望，这种生命的本能欲望一旦受到质疑或批判，人类只能立即全体自杀。换言之，人类走向了早已被宿命安排好的不归路。罗氏兄弟把中国民间传统的美好憧憬与西方现代商业品牌结合在一起，铸成一个个荒诞无常的消费主义图腾，通过生动风趣的幽默语言，释放出一种极为不安的焦虑意识，警醒人们为了更好的明天而不得不反思现在。

祁志龙是一位反媚俗主义的艺术家，同时他的艺术又被消解得最严重。他早期的“女红卫兵”系列作品，成为当代中国艺术的商品化符号，掀起了一股媚俗主义艺术的跟风浪潮，这一切完全悖离了祁志龙的艺术初衷。遭遇艺术阵痛的祁志龙针对恶俗的文化语境，开始了他普世理念的艺术创作：透过日常生活和社会事件，呼唤艺术真诚的社会介入力量。只有坚守理想信念才能实现独立的存在价值，这是艺术最本质的伦理原则。祁志龙以执著的热情、批判的语言、普世的理念，展现艺术家的文化使命。

左小祖咒是一位富有颠覆精神的艺术家。艺术世界始终无法摆脱一种宿命，那便是反叛主流最终成为新主流、挑战权威者最终成为新权威。多年来，左小祖咒积极参与行为艺术、试验音乐的新浪潮，还著书立说，成为文艺青年的精神偶像。作为一名旗帜性的颠覆人物，不仅需要反叛主流和挑战权威，更需要一种自反的SB精神。在机会主义无孔不入的装B国度里，艺术家执著的SB精神，反而成为一个时代自我拯救的文化运动。左小祖咒通过身体力行的反叛立场，构成了这个平庸时代一股冲击性的激情力量。（程美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