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别“我们”的青春——何多苓与他的学生

青春，还有与“青春”有关的那些美丽、激情、梦幻、女人、孩童、嬉戏、花朵、阳光、郊野、草地、忧伤、音乐、诗歌……,甚至，还有“春风已经苏醒”中的羞涩、“带阁楼的房子”中俄罗斯的悲哀、“重返克里斯蒂娜的世界”无言的凝视、“小翟与龙舌兰”身心相偎的温存、“青春2007年”在旷野放肆的转身……，等等这些，在何多苓的艺术和生活中，即便不是他热爱和关注的全部内容，但至少也是他创作的生命激流如泉水般不断涌现的一个原因。藉此，我们或许可以从中去学习和理解：那些平淡无奇的现实生活是怎样点石成金，转换为艺术作品？而艺术又是如何反过来哺育和回馈生活的？

二十多年前那幅让何多苓闻名于画坛的“春风已经苏醒”，其实多少是有些文人式的孤独和伤感在里面，尽管大的氛围还脱不掉所谓“伤痕美学”的集体意识，1984年画的“青春”也是这样。美丽而又忧伤的青春情绪，游离于当时乡土现实主义的艺术风气。其根源还是要追溯到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艺术中那种一边呼嚎一边祈祷、行走大地的情怀和青春气息。

何多苓笔下的女人大都具有一种悲剧性的美丽情愫，表现了生命的虚无感和一种高贵的颓废意识。这种颓废意识源于精英文化魅力的祛除和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所谓灵光的消逝，而青春的失落和伤逝正是这种生命意志不断衰减的核心。2007年，何多苓重拾这个话题，以一种顽童式的游戏心态与自己的“青春”告别，这是一种具有仪式感和英雄气概的转身，它重新定义和改写了关于“青春”的种种争论。在何多苓看来，青春的本质其实就是游戏，而艺术只是在“青春”这个舞台上出演的一场场游戏而已。他以一种过来人的身份回望“青春”，并将这种回望的目光投射在他的学生们身上。

作为老师，何多苓的身上保留了类似十九世纪浪漫派艺术家的那种气质，绝无半点“学院气”和“江湖气”。也许是源于四川美院和诗意的成都日常生活中那种生活与艺术、学生与老师、社会与课堂打成一片的传统，何多苓对学生的影响是多方面的、立体的。而“青春”气质和游戏心态是联系他和学生之间的一条纽带，正是这条纽带将郭燕、何千里、梁克刚、李昌龙、向庆华、曾妮、曾朴、张发志、郑越、朱可染十位艺术家聚集在这里，讲述他们关于生命、成长、友情的故事，特别是自己关于青春的思考和记忆。

郭燕、曾妮、郑越、朱可染都是女性画家，她们的作品中都散发出一种忧伤、美丽、宁静、梦幻的青春气息；向庆华、张发志、李昌龙则在其作品中直接表现青春的残酷和迷惘；何千里和曾朴的绘画有一种发自身体经验的游戏才情与感性；而梁克刚对体制的反叛、挑衅和自我否定，都体现了一种基于生命意义之上的“青春”气质，这种气质与何多苓作为教师的言传身教息息相关，所以，这个展览不仅仅是关于何多苓和他的学生们，从生活方式与艺术创作的关系上来讲，它讲述的是一个关于“我们”如何告别“青春”的故事，也是何多苓艺术中人格魅力的具体体现：他的学生们在艺术风格上都不像他，但却在精神气质上与他保持着一种水乳交融的联系。

正如何多苓在他的艺术中对“青春”这个话题不断纠结和反复的追问：青春终究会消逝，“我们”也必然会老去。普希金(Aleksandr Sergeyevich Pushkin)在《叶甫盖尼·奥列金》也曾这样说道：“童年的嬉戏已一去不复返，我的灵魂也不能再获得青春”。但我觉得，“青春”的本质就是一种如同美国上个世纪六十年“垮掉的一代”那种永远“在路上的精神”，一种想要浪迹天涯的永无止尽的冲动和游戏生命的才情。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被称为“垮掉的行路者”的美国作家克鲁亚克(Jack Kerouac)的一个故事：克鲁亚克缀学回家，他最好的朋友劝他继续深造，为了安慰朋友，他答应了；他们在车站分别，当克鲁亚克乘坐的列车开动后，这位朋友一边跟着列车奔跑，一边唱起了一支送别的歌。

是的，这其实是一个关于“我们”如何送别和重新定义“青春”的展览，“我们”、还有何多苓，在这里——秋天的上海，为自己的“青春” 送别：“我们”，一路走来，一边奔跑；一路挥手，一边、唱歌……。

管郁达
2011年9月18日夜于昆明翠湖

后记

“我们·青春——2011何多苓师生新作展”邀请了何多苓和他的十位学生参加。此次展览是徐汇艺术馆推介当代艺术、普及当下美术教育、传递艺术理念和人文精神的延续。多年来，徐汇艺术馆作为一个重要的平台，举办了一系列具有当代精神的师生作品展，将画坛名师与他们的学生共同组织起来，集体展示，旨在教与学、继承与反叛中，不断地孕育出新的生命力，推动艺术教育更良性地发展。

在此，感谢徐汇艺术馆对本次展览的全力支持及参展艺术家郭燕小姐的联络与帮助，感谢管郁达先生为展览所作的文章。

预祝展览圆满成功。

吴文星
2011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