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阵：现实的吊诡

2011年10月18日至11月30日，深圳华·美术馆携手华侨城苏河湾艺术馆，在上海的母亲河—苏河湾畔举办《局/阵—罗旭2010-2011作品展》。展览选择了罗旭2010至2011两年间的《蝌蚪系列》和《灵魂出壳系列》绘画、雕塑、装置系列创作，以《阵》和《局》上下两篇展示罗旭一个复杂而简单，朴素又繁复的隐喻系统。在这个蝌蚪游弋的系统中，无论是一座城市还是一个人，都无一幸免的回到了单体和相互构成的网络中，在这里，权力的分配，人的离遇，事的分合，都被一个盲目而疯狂的力量在失序与控制之间拉锯。

《阵》的部分，个体在此被还原成生物状态，我们也如同生物，从母体出生落地伊始，到终老死去归为尘土，我们都无法摆脱群体“方阵”。而这观念含混，现实错杂的世界中，繁衍是最重要本能，“适者生存”，生存即繁衍。于是个体在“阵”中相互联合、纠集、分流，然后斗争、奴役、反抗，又组合成一个具有集体共生性和攻击性的“阵”。在“阵”中被挤压、被同化、被流放……；也在其中顺应环境，改变自我，……阵中有局有势、有胜有败，可能崭露头角、一方称霸；可能抛下自我，接受同化；又或者只能以内方外圆的假面求生……。“阵”给予个体养分和压力，同时也因个体产生强大的力量。它们互为依存又相互对抗，就在这难以言述的纠缠情感中，形成了城市模样。而经《城市蝌蚪》系列重组后的作品《产房》也在孕育新生，幼小生命也在纷繁之阵中滋养、生长，周而复始，生生不息……

而在《局》的部分则集中了《灵魂出壳》系列雕塑和绘画作品，作品中的人更像是从“阵”中剥离出来的一些个体。在其中，我们习以为常甚至是引以为傲的集体文明对个体施加的改变和禁锢，对个体构成了一种悖论式的“局”。这些个体脱离其初始形态，却有着庞大的躯体和坚硬的外壳，从而带出了个体在“局”中的种种形态。而《局》也正是蝌蚪的脱变，是静寂黑夜游荡的孤魂，是精神无所归属的纪念碑，是群体与个体间相互抗争而生的无形之衣。这样一个飘荡而无主的形象，落实在上海，落实在现实中国，在我们身处的现实中，却意味着一种状况：权力和关系，甚至也包括知识和欲望，已经在侵蚀并彻底虚化每个个体，并从而消灭他。

以360°影像方式还原罗旭建筑作品《土著巢》——这个被反复提及并被认为是艺术家自我构筑的乌托邦，在展览中的出现更像是艺术家用以坐阵观局，拨开的一条逢隙，或跨下攀附的高墙，看似是展览对艺术家观察角度的揭示，和对所提“破局”问题的解决之道。然而，在罗旭迄今为止的艺术生涯里，我们不难观察到，当一个艺术家敏感于造型本身的内在逻辑胜于观念逻辑时，通常会发生的状况：即往往是造型本身的形象与变形，先验和决定性地推进着艺术创作，而观念则大可以滞后甚至暂时缺席。所以“阵”和“局”的主题归纳，以及“土著巢”的呈现意义，对罗旭的创作而言，都是顺势而生的。

流水帐

2004年9月6日，《流水帐：罗旭的奇想与异形》以色彩浓艳、造型怪诞女人大腿和昆虫造型雕塑，裹携着罗旭蚁穴般的生活方式，在上海多伦路刮起了一股强烈的旋风。2006年4月28日，《流水账之二：生命的自来话》在上海市四川中路揭幕，相比一年多以前的狂燥，这一次的《树叶系列》作品恰似春天的细风润雨。两次“流水帐”基本总结这位蛰居在昆明城郊土著巢的艺术家十几年来的创作历程：“罗旭以在平凡中创造的奇迹和安居偶角的日常生活态度来反叛现代化和都市化对艺术家的侵蚀。昆明是边远的小城，它的文化和历史受到现代空袭的冲击力度，比之许多中国中心城市的病灶原发点来，自是更加触目”。

这也使得他的乖张行径和在艺术上的肆无忌惮，在文艺圈与大小众中口耳相传，逐渐引起了更大范围的关注。也正是在此时，一些不带偏见或偏见不深的艺术家或评论者开始注意到罗旭，也主动或被动将其置入了中国当代艺术的语境中。

而所谓中国当代艺术语境，何文朝在其评论《罗旭的世界图景和内心造境》中认为，这是一种不折不扣的“公共空间”，由此而起的问题是：争议与误读开始随着艺术家活动范围的扩大而伴生并滋长，媒体和公众各取所需，有人拿走了“隐士”，有人发现了“奇人”，还有人冠之以“云南特产”，杀鸡取卵之余，艺术家真正的艺术作品却乏人与论。

蝌蚪的灵魂：罗旭的世界图景和内心造境

展览呈现的《蝌蚪系列》和《灵魂出壳系列》，实验、创作于《流水帐》之后的七年间，最集中则在2010年至2011年之间。此其间的创作，罗旭不但在形式上显得更加色彩斑斓，而且在材料运用上也进入了更为大胆的阶段，这一方面是因为早期的陶土与石膏对更加光怪陆离的欲望缺乏表现力，另一方面也是年届50的艺术家早已经进入了金木水火土无可无不可的境界，甚至对于手工性的执着也已经可以收放自如，意到之处，就是将之弃入制式与流程也无不可。

罗旭一直以来的艺术都与其生命和体感紧密相连，也因此使其始终对中国当代艺术语境保持着若即若离的状况。他的创作正像这个时代的欲望本身一样催生出了最为多样的变体，在这一变奏之下，无论其形式还是材料，罗旭都进行了一系列肆无忌惮的实验，但艺术家本身强烈的体感和对造型的持续自觉，又决不会使之彻底汇入观念流，甚至相反，总是在观念化的边缘将之一次次推回其情感+体感的漩涡中心。

以绘画和雕塑装置这两大形式的蝌蚪系列，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起源性的世界图景，他并且言明：“我是其中一只蝌蚪！”——无论从具体的蝌蚪形象到布满画面并各自聚合成各种造型的蝌蚪式笔触，还是在不同体量的不锈钢材质上镂空而出并通过不同组合或光影表现的《蝌蚪-城市》和《蝌蚪-产房》，艺术家都在几乎欢快和忘我的投入并招呼所有观者游弋其中。

《灵魂出壳》里的元素及其简单，一袭出现在张爱玲笔下的时候就已经爬满虱子的华服或一身许文强型范十足飘逸风衣，外加一顶绅士帽。这些元素或以油画，或以不锈钢雕塑，互相组合或各自飘零，保持着所有权力者应有的姿态和庄严，惟一缺失的，是有时候我们称之为主体，有时称呼为人，但在关于城市的当下叙述中，实际上可以概括为权力与关系所有者的那副躯体。——但就算如此，就算我们能够或者刻意对这一造型的终极意味不加评论，我们还是无从确定此中缺失的所有者，他是隐身而在呢还是彻底消失了？而这一权力所属的空缺形象，是在召唤我们前往袭夺呢？还是警告我们一切皆幻象？

此稿参阅何文朝评论文章《跳墙、违章、逃逸，突围表演。——罗旭的世界图景和内心造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