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粪筐画派”到《长江万里图》

文革中，知识分子被要求下乡劳动接受再教育。我所任教的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师生于1970年被下放到河北省获鹿县李村。开始由一位 1594部队的指导员督导我们的日常事务，随着“林彪事件”的出现，军队对我们的管理逐渐松懈下来，我们开始偷偷地画起写生来。吴冠中先生和我志趣相投，开始时我们也不敢用画箱之类的“重武器”，怕人批评不好好劳动，就想起农村房东家常用的竹编粪筐，它有一个长长的跨肩背，权作画板的支架，筐内放入颜料、笔等用具，半明半暗地画起画儿来，以至于越画越“疯狂”，一发而不可收，后来被朋友们开玩笑说我们是“粪筐画派”。

72年底，我从农村匆匆奉调回京，参加北京饭店新楼大堂壁画的创作工作。我先去北京建筑设计院报到，与建筑师们一起工作。他们有刘永梁、程德兰、奚小鹏等。我创作了两个稿子，《长江万里图》和《万里长城图》。大家一致认为后者题材已画得太多，而《长江万里图》解放后鲜有人涉及，就决定推荐前者送中央审定。我画了《长江万里图》二幅色彩稿，小的一幅贴在北京饭店大堂建筑模型内，大的挂在墙上，在北京饭店老楼请周恩来总理、郭沫若副总理审查，确定了该设计方案并由北京市委万里同志主管此事。万里同志马上把我找去要我做准备，我认为壁画面积大，最好先出去写生再多收集些素材充实细节；另也要多些艺术家参加放大工作，就提出请祝大年、吴冠中、黄永玉三位一同参加此项工作。万里同意这一想法，特批三千元巨款，供我们写生收集素材之用。我只拿了八百元，一行四人就上路了，开始了沿长江百日写生。我们从上海，经南通、苏州、无锡、南京、黄山、庐山、武汉、宜昌、三峡，抵重庆，沿途四人心无旁鹭，全心绘事，志同道合，好不畅快！74年初，我们还在重庆，就听到“批黑画”运动开始，北京画坛风声鹤唳，我们被通知尽快返京。一回来就先接受调查，黄永玉先生因画《猫头鹰》首先遭批判。《长江万里图》是周总理审定的稿子，也因没有表现“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内容而被弃之。《长江万里图》当年未能以壁画的形式面世。

5年后，《长江万里图》中的四川部分，以《巴山蜀水》之名，呈现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部分完成了自己当年复兴中国壁画艺术的夙愿。

袁运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