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面对利益的分配、市场的诱惑，中国美术批评的学术性和严肃性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威胁。您认为中国美术批评的发展趋势将会是怎么样的?在中国现行的社会体制下，您觉得中国美术批评的优势和不足又是什么?
高岭：</STRONG>艺术市场会对批评形成一定的影响，在一个现实的环境里面，批评家也需要他基本的生活，但最重要的是他需要经常性地关心理论问题，我们这个杂志就给他提供了这样的一个平台。也就是说这种学术性和严肃性面临挑战的时候，这个刊物上的文章就应该显得尤为重要，它是抵制这个市场诱惑的一个最好的武器。
任何一个批评家，他无法回避市场的诱惑，但是他的心中应该有一杆秤，就是他应该知道什么是他的学术根基，什么是他安身立命于美术界的根基。也就是说，他要把他得以安身立命最关键的观点和思想，在《批评家》杂志上发表，我们就是想达到这个目的，只有这样才能够建构他的学术性和客观性。至于他的那些个人行为，给多少人写了文章，策划了多少商业味十足的展览，那是另外一个话题。
文章是留给观众、读者选择的一个东西。我无法去强求别人，因为每个人对生活、对学术的选择，有他自己的标准。我也无权干涉别人，只能说希望立志当批评家的文字工作者写文章时有一个标准和原则，能够坚持住自己安身立命的根本。
谈到艺术批评在现行市场化的机制中的优势，我认为这个“优势”是市场挤压中形成的。就是说，现在艺术界各种活动和舆论市场化程度很高，众声喧哗，让初涉这个领域的艺术爱好者莫衷一是，反而突显出我们独立、客观和非赢利性的艺术批评的独特价值。它应该犹如混乱中的航标，引领人们辨明真伪和是非曲直。所以，艺术批评在今天这个看似干扰和诱惑的情景下本身是大有可为的。
苏：在经营《批评家》杂志的时候，您所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
高岭：</STRONG>这本刊物的顺利出版和正常运行，得到了北京虹湾文化艺术有限公司的大力支持和独家资助。这种慷慨和富有远见之举，几乎成了当代艺术界的一个神话。但我相信，这种神话其实只是中国民间有识之士关注纯学术活动的开始。
我们在经营这个学术刊物的时候，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困惑、挑战是来自几个方面的。
首先，从稿件本身来说，因为今天市场的诱惑，我们的批评家队伍里面有一些人对学术的重视程度、对理论问题为核心的艺术批评重视程度，远远不如他去忙于策划展览，参加各种应酬活动。所以我们在《批评家》稿件的学术质量上不敢松懈，也希望通过营造一个良好的杂志氛围，在杂志的设计、印刷、稿酬标准等方面，能够吸引更多的批评家，甚至于艺术家的好文章。
其次，从外部来说，我们所面临的困惑，就是杂志的发行。因为一本好的杂志，必须要有好的发行，就是要有有效的传播途径。但是学术刊物在今天，它的传播途径本身就面临着很大的挑战。一方面，这个刊物和其它刊物的不同，这个刊物是不赠送的。它是四川美术出版社的正式出版物，是有定价的，是通过邮局、艺术机构和艺术书店来销售的。另一方面，由于读者的专业化，专门化和小众化，且又不给艺术家、画廊做广告，所以它本身发行的传播面就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但是我们相信，这个刊物首先是给我们同行发表最新前沿学术见解的刊物，同时我也相信一个健康的艺术生态链条里面必须有这样的刊物。当人们已经没有办法看清楚当代艺术的方向和目标的时候，也就是没有办法使人们思考艺术是什么东西的时候。我们这本杂志，希望能够让这些读者知道，这个杂志可能给这些困惑的读者提供了思考和喜爱当代艺术的一条路径，当然它也是一本需要去仔细阅读和领悟的刊物。
我们创办这个刊物，希望它能引起一种风潮。就像是当年康德的《判断力批判》，曾经是德国上流社会的妇人们睡觉前梳妆台上必备的书。实际上今天已经很少有人能读懂康德的《判断力批判》了。也就是说，这种学术的书也同样能够成为一种精品，成为一种高端的品牌，它成为影响人们心灵的一盏明灯。我们希望《批评家》杂志，在今天这样一个混乱的、众生喧哗的当代艺术舆论界和媒体界，能够成为一本相对集中、单纯、突出的好读物，成为一本引领思想、打开人们心扉的刊物。
苏：作为《批评家》杂志的负责人之一，您想对《批评家》的读者说些什么?
高岭：</STRONG>对于《批评家》杂志的读者，我们希望你们能够理解我们办这个刊物的初衷，能够不要为我们杂志从封面到封底没有一个广告而感到吃惊。事实上杂志里没有一个广告，恰恰是真正的一本知识性的书籍所应该具备的。所以我也希望读者能够越来越喜爱这本杂志，并且经常给我们提出宝贵的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