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美术馆跟随中国的经济一起经历了十几年的风云剧变，迎来送往、聚散离合似乎已经司空见惯。生存的考验砺练了中国公立抑或民营美术馆机构的一任任馆长······中国的美术馆应该如何发展？机遇在哪里？挑战是什么？经验有多少？即将离开广东美术馆馆长职位的王璜生，回顾了自己担任馆长的几年间所经历的成长与挑战。
心目中的美术馆</STRONG>
记者：你是哪一年来广东美术馆的？
王璜生：1996年来到这里。然后用一年的时间筹备广东美术馆的开馆。
记者：在你眼中，美术馆更应该注重什么样的功能？大众的教育吗？
王璜生：广东美术馆一直关注两个方面：学术和公众教育，在这两方面，广东美术馆做的是令人满意的。在以前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的美术馆都是在被动的做展览，不注重学术，而广东美术馆却是非常主动地去实践自身的学术定位。我曾经说过美术馆的“史学意识”，其中谈到了美术馆的责任与史学的关系，这是广东美术馆一直在强调的一个话题。我们应该主动的去策划活动，而不是被动的做展览展示。所以，广东美术馆在主动的策划活动的过程中，在展览和收藏上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美术馆同时是一个为公众服务的机构，而中国传统美术馆也不注重这个方面，为公众服务以及与学术的关系，还有美术馆的科学性问题以及社会心理、教育方式等等都值得中国的美术馆机构去研究。我认为广东美术馆在这些方面都做了积极主动的思考与探索。
记者：我们提到中国公立美术馆的时候，都会提到广东美术馆的学术品牌，比如摄影双年展、广东三年展。大家都一致认为你们成绩卓著。原因是什么呢？与广州独特的地理位置以及体制有关？
王璜生：每个美术馆的做法不一样，各有千秋。上海美术馆的公众教育比我们强，中国美术馆的高校组织工作优势明显，所以很难去做比较。我觉得这三大代表性的美术馆都做到了一定的高度，树立了中国美术馆的标杆，确立了美术馆的气质氛围。我们都在不断的学习和工作中得到启示，这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工作。
记者：目前的财政拨款能够维持美术馆的运营吗？
王璜生：还差很多，拨款只够日常的薪水和运作费用的一半，另外的部分要靠我们自主经营的钱来填补。美术馆现在的展览费用几乎都是美术馆自己来找：广东三年展就没有申请到资金，展览结束后，因为有了现实的社会效果以及我们不断的申请，才追拨了一百万给美术馆，这和上海双年展的资金规模差距很大;摄影双年展也没有得到一分钱，现在找资金赞助非常累。我们的三年展和摄影双年展资金来源都来自我们自己赚的钱，例如我们会要求节流每年运营中的部分钱给学术展览，剩下的我们再想办法补充。资金多，我们就做的大些;资金少，我们就做的小些。
记者：现在不断出现新的民营美术馆，您了解到的他们的运营状况如何呢？
王璜生：我不在其中，对这个领域不很了解。我首先觉得民营美术馆的资金是必须要有保证的，像国外，一些大的基金会可能就是私立美术馆运营的基础;另外还要有经营性的资金构成，这样的资金来自场地费的收入和收藏增值等等。如果有政策和基金会的稳定支持，并且有税收转换等政策来保证，并且有大集团支持，美术馆经营会更加稳定。现在政策方面应该有税收上的支持，但是在广东却一直无法执行，这对我们寻找资金支持有很大的影响。我们就此咨询过文化厅，但他们的答复是：可操作性极低。政策规定企业集团赞助大型演出有税收优惠，但是没有谈到美术馆。
记者：能够拿出公益性的发票，政府就应该认可 。
王璜生：广东的文化发展基金会是很难批的。广东只有慈善总会，他们面对的是贫困山区。北京、上海有文化发展基金，但广东没有。
记者：公立美术馆和民营美术馆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王璜生：两者之间最大的区别是体制问题，体制决定资金来源。民营美术馆寻找资金上比较有优势。国营美术馆的人是在花钱，民营美术馆的人是在找钱。现在，广东美术馆也有拓展部门，但是存在体制上的问题，影响了这部门的进一步发展。
记者：你心目中的美术馆应该承担什么责任。
王璜生：研究历史、收藏历史、建构历史。纽约的MOMA大量收藏现代艺术作品，但它最重要的贡献是推出了像“波普艺术”这些新的艺术流派。之所以他们会取得这样的成就，主要是因为MOMA能够主动地去进行研究，而不是做一个被动的美术馆。认真研究历史与建构当代的艺术判断力双管齐下，MOMA大量整合了社会上的学者资源形成自己的学术力量，在此基础上又形成了独立的资金运作链条。这样的定位确立之后，就会对社会的文化取向产生影响，甚至有可能影响到某位艺术家或者流派在艺术史中的地位。如果做一个真正的美术馆，应该做到这个水准。
记者：摄影双年展是不是和以前有所不同？
王璜生：其实没什么不同。三届摄影展办下来，一直摆脱不了社会、历史和摄影技术之间的关系。第一届就有传统与历史元素在其中，摄影双年展不可能都是当代艺术作品，这样也没有太多新鲜感。双年展有它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决定了展览不可能特别前卫，但是它可能会感动人然后让人去思考。
记者：从技术上来讲，摄影的门槛低，而且这样的方式比较容易打动观众。
王璜生：很专业的摄影，也会让人走火入魔。摄影前几年的市场很火爆，纪实、观念、市场这些概念比较多。现在的摄影家比较关注摄影本身的事物，例如他们会很投入的讨论银盐版的质感、效果，利用原底片制作所产生的不同感觉等等，这些都更加回归到原先摄影讨论的内容。
记者：您要离开广东美术馆了，大家最担心的是未来的广东三年展和摄影双年展会怎样发展？
王璜生：这些展览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因此它自然会有一个结果和发展方向。我在广东三年展中也起了一定的作用，例如团结了一批学者和策展人，虚心的去倾听策展人的意见从而形成一个方向。凭借我的虚心和敏感发现方向并且去付诸实践，这就是我的作用。
我想做学者或艺术家</STRONG>
记者：到目前为止，有没有实现原先的目标？厌倦美术馆的工作了吗？
王璜生：美术馆在中国其实是一个启动很滞后的行业，不管从社会对美术馆的认识还是美术馆本身的从业人员素质，以及美术馆本身的规划，都滞后于社会的发展。我被安排到馆长的位置上，总会有一些想法，我们的目标就是永远前进，但是没有一个绝对的明确的目标。广东美术馆发展到今天，有很多遗憾，但是也有其辉煌的一面。本来觉得有这么好的一个基础，也有很大的空间去发挥，只要坚持去做就没有问题。但是回头想想，事情是大家一起来做的，并非简单的几个人的事情。
记者：我记得你以前说，最希望的是做个学者或者纯粹的艺术家？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
王璜生：我被安排到这个位置上，其实是硬着头皮在做。我读小学的时候，就不太擅长语言表达，性格里有自闭的一面，我母亲就每天让我读报纸训练。但是我当上广东美术馆的馆长之后，就必须去磨砺出自己性格的另一面。也许我会离开广东美术馆，但是这几年来我比较清晰的一点是，我在广东美术馆真正的体现了我性格的另一方面，体现了我另外的一种人生价值。这对于我来说是非常难得的一次经历。
记者：那么现在如果撇开馆长这些职务，你最想要的是什么？
王璜生：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我想去做一个学者、艺术家，能够按照内心的需求去做研究;另一个方面，我在美术馆这么多年，也有很多经验，如果有个比较轻松的施展这些经验的机会去继续做这件事，我还是比较乐意去做的。人生有时就是价值和责任的结合，需要实现某些价值，尽到某些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