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郁达=管  王善春（涂鸦街副主编）=王）

王：管老师，六月份的“领升艺术论坛”与此次“领升•2009中国美术批评家提名展”有什么联系呢？

管：今年六月中旬，我们在云南丽江成功举办了首届中国当代艺术学术研讨会，主要邀请了在国内比较活跃的一些青年批评家，当然，也邀请了一些比较资深的、老的批评家来共同参与这次研讨活动。这次研讨会讨论了关于中国当代艺术历史的写作，价值观、批评立场，还有叙事方法等等这样一些问题。我们举办“领升艺术论坛”，其实主要是想通过批评家主动进取的一种作为，改变目前国内当代艺术界很被动的一种状态。就是说艺术不要总是成为金钱和权力的一种附庸。这样的研讨活动，除了一种理论上的探讨、总结之外，还希望举办以此相关的批评家提名展，就是通过受邀的16位批评家、学者对艺术的判断、对艺术家的判断，根据他们的学术立场、学术理念和个人志趣对当代艺术做出各自的判断。所以，这次“领升•2009中国美术批评家提名展”是“领升艺术论坛”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它跟论坛是一个互相促进的关系。当然，我们不能讲理论对创作就一定有什么实际性的指导作用，但是我们还是要非常强调批评活动的独立性和主体性，希望独立的艺术批评活动对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产生一些独到的看法与影响。因为这些年来，大家都在讲中国的美术批评家面对新兴的美术现象失语，或者说是无作为，也就是说艺术批评、艺术史的研究没有承担起它应尽的责任和功能。所以“领升艺术论坛”是想通过理论的探讨，同时也通过实际的操作，把当代艺术目前面临的一些问题、需要解决的一些问题以及人们关注的问题呈现出来，这是一种良性的批评与创作实践的互动关系。

王：那么对于此次展览的艺术家是怎样进行选择的？还有就是制定这个事居于什么样的考虑。

管：这种学术运作在当今环境下，不可避免的要牵涉到一个制度的操作层面，因此，我们非常警惕它带来的危害。但是我们也不能因为它有着这样或者那样的危害，我们就否认操作和制度建设的必要性。因为做任何事情都有它的游戏规则。在这一个游戏规则下，无论是怎样去做，它都会有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我们对这个是保持警惕性的。这次“领升艺术论坛”是由老、中、青的批评家来组成一个学术委员，有王林、贾方舟、邹跃进、杨卫、赵野，还有我。这次是由王林来担任学术委员会的主席，负责整个论坛的学术操作和艺术家的筛选和评估等一些工作。我们要求参与这次活动的16位批评家、学者，根据自己各自的学术立场、学术视野以及他们各自的喜好，提名推荐三位艺术家进入到提名展的程序中来；也要求批评家对自己提名的艺术家写出提名的理由，把所有批评家提供的名单汇总以后，再由“领升艺术论坛”的学术委员会进行评选。而这个评选主要参照三个原则：一个是通过学术探讨发掘或者是发现一些有艺术追求，而且一直坚持自己的艺术理想，但是又没有充分被批评界和学术界关注或者说关注不够的艺术家。这样的艺术家是跟年龄没有关系的，可能是50岁、60岁的艺术家，也可能是一个20岁的艺术家；第二点，我们特别强调当下艺术的多元性和包容性。因为16位批评家和学者的学术信念、生活阅历、批评立场以及文化素养是不同的。有的可能是长期关注表现主义风格的绘画；有些可能对观念性的艺术情有独钟；还有些可能对装置艺术有研究。所以他们提出的艺术家的名单就具有相当的包容性和多元性，不是说由一个策展人观点和立场来定的，而是16个批评家和学者。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至少提供了16种不同学术立场的可能性。这就是第二点，强调包容性和多元性。因为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在今天来讲，已经呈现出一种多元的倾向，我们希望通过这样一个提名的方式把这种多元发展的状态呈现出来。第三点就是所谓新锐性。我们讲的新锐是什么呢，也就是说艺术家在他自己的创作领域，无论他是走抽象艺术还是观念艺术；做影像还是做装置；或者是架上绘画，他一定要保持一种敏感和实验性的倾向，那么这种实验性的倾向在这次展览上，可能由于各方面的原因我觉得体现的不是很突出、很充分。结合我们强调的这一点，“新”就是指我们不了解的未知领域，“锐”就是要敏感，要锐利，这也是这次提名展强调的一点。这一点，我个人认为做得也不是太理想，也许我们对“新锐”的要求过于理想了，或者说是因为各位批评家的角度和方式不同吧。总之，这三点就是我们选择艺术家和作品最基本的标准和立场。而这16位受邀参与批评工作的批评家和学者都认真的履行了他们的义务，积极参与了学术研讨，在学术讨论的前提下，他们也阐明了自己的立场和观点，给出了自己的艺术家名单。这次展览总共提出了50多位参选艺术家。在研讨会结束之后，评委会在王林先生的组织下进行了认真的评选，最终确定了35位艺术家参展。但这里面还有一个情况，在第一轮评选的过程中，有些艺术家因为各种原因，比如说跟画廊签约，或者是不愿意接受批评家提名展的游戏规则退出了展览。所以又进行了重新提名和评选，有些调整和补充。所以，我们是两轮的评选和讨论过程。当然，学术委员会还给策展人预留了一定的空间，大概有占提名人数20%的人选的决定权。比如像我和赵野就多了一些选择的权利，这个程序就是这样的。

王：那么为什么这个展览最终选择在宋庄进行，而不是798？

管：我们原本和主办方商量，想定在中央美院美术馆做这个展览，但最后因为建国六十周年庆典，北京很多美术馆档期非常的紧张，中央美院的这个展馆的档期也排得很满；还因为北京其它很多地方展馆的档期也都在调整，压缩在“十，一”以后；最后我们就选择了北京当代艺术馆。也许有人会说，你在798不是更好吗？人多一点，从商业的角度要好一些。但对我们来讲，一个展览，还是更多的关注它的学术性，不是说，只做一个卖场。所以我们不是非要在798做这个展览。因为我们这个展览是学术性的展览，在哪里展不是最重要的问题，关键是能不能把学术性贯彻到我们的展览中。真正的把展览做好才是最重要的、才是我们办展览的立足点。

王：在刚才的问题中，有提到“新锐性”的问题。你对目前国内新锐艺术家的问题是怎样看待的？

管：为创新而创新，新锐也差不多成为一种时尚了。我觉得当代艺术分两个层面，一个是学理层面，当代艺术要维持它对体制、对现实的警惕和批判，它永远是在追求理想的乌托邦境界。但是落实到现实的操作层面，比如说学术会议（像我们这次论坛）、提名展、画廊还有媒体等，都会和现实发生碰撞和矛盾，我们做这个展览也不例外。比如说16位批评家和学者提供的艺术家作品，各自的分歧都非常大，而我和赵野作为策展人，就要包容这种态度和立场。我们不能完全以我们个人的立场来排除异己，来推行自己主张的艺术家和艺术作品。所以“新锐”就像我刚才说的，对当代艺术要保持它一贯的实验性和对可能性的探索，它的敏感性，对现实的针对性以及它的批判精神和独立精神。上面我讲的，恐怕是当代艺术的现状，和我们理想中的当代艺术实际是差的比较远的。但是我们不能说现实是这个状况，我们就放弃学术的追求和学术的理想。这样一个要求当然是和现实有比较大的区别。

王：在这次展览中，赵野和杨卫老师分别承担哪些工作？还有就是你和他们一起合作有些什么样的感受？

管：美术界的朋友可能对赵野不是很了解。他其实是80年代就在国内文化界，尤其是诗歌界比较活跃的一个策划人。策划过许多重要的文化艺术活动，尤其是诗歌方面的活动。可以说，他是80年代以来，中国实验性诗歌非常重要的一个推手和文化活动家。而且他本身也是著名诗人，跟很多艺术家也是很好的朋友，他对艺术界的情况非常的了解，再加上赵野本身还做过媒体，是资深的媒体策划人。这次活动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除了邀请年轻批评家以外，甚至还邀请了很多跨界的，有诗人、作家、文化批评家以及很多跨媒介的学者和专家来参与这次活动。其实这次论坛的结构对我们的批评家也有很大的影响。最起码，我觉得它拓展了中国当代艺术的学术视野，而且重新回到我刚才在研讨会上说的一个观念：80年代中国艺术界有一个很浓厚的文化背景和文化理想，在这方面，赵野做了非常重要的工作。这次一起做提名展，赵野从另一种角度提供了很有意思的观点。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策划人。说到杨卫，大家都比较熟，他是70年代出生的重要的批评家，也是非常活跃的批评家。杨卫的学术观点和我的有点不谋而合。我们一致认为中国当代艺术在成长，当代艺术的批评必须回到一个当下的语境中来。在一种动态的情景之中，和中国当下的社会现实发生互动，才能产生更为积极的、有效的成果。而不是人为地、一厢情愿地去拷贝西方的所谓的前沿学术话语，从文本到文本进行空洞的大词批评。这也是我和杨卫能走到一起的原因。还有一点就是，我和杨卫都对跨文化的、跨学科的这种结构比较感兴趣。杨卫以前写过诗，他的很多写作方式受了文学的影响。杨卫在整个活动的发起过程中，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尤其邀请到了很多不同学科的朋友过来参与这方面。其次，杨卫还为展览做了许多实实在在的筹备工作，包括书籍的编纂出版等。

王：那么作为“领升•2009中国美术批评家提名展”的策展人，你对这次展览有些什么样的期待？

管：其实刚才我已经讲了，希望通过这次展览，第一是比较真实的、完整的了解中国当代艺术的状态。这只是一个缩影，不是一个很高规格、很高层面的展览，更不是什么大腕展览，它只是一个比较真实的展览活动。通过这个展览呈现当代艺术的状况，比如说新锐的东西，吸引眼球的东西，它可能是当代艺术一个比较真实的状况。第二，我希望通过这个活动，增加艺术家和批评家互动性的交流。因为长期以来，艺术家和批评家在资本背景下形成了一种很怪异的关系。比如多数艺术家认为作品卖得好了，就不需要批评家了；而批评家在资本的强权下，为了稿费勉强的去写作这样一种状态。我希望通过论坛和提名展，艺术家和批评家能多一些沟通和交流，并共同来推进中国当代艺术的健康发展。最起码构建一种理性合作与交流方式，这是我们的一个理想和期待。当然，提名展这种展览的机制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已经有了，到底这种方式是不是比较合理的一种，其实还有待于观察。只是说我们有这样一种期待和愿望，我们也努力这样去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