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冠中----20世纪的中国画家》画展于1992年3月24日至5月10日在英国大英博物馆展出（本刊今年5月号对此作了报导）。吴冠中先生应邀赴伦敦参加开幕式并举行学术讲座和交流活动，与4月9日返京。吴先生回来后不久，我们就展览的情况及有关艺术问题对他进行了采访。

记：大英博物馆打破常规，首次为世界上在世的艺术家举办画展，国内美术界对您的这次展览是关注的，请先生介绍一下展览的情况。

吴：这次是该馆新馆长上任后第一次举办画展，是一次尝试，也是一种“改革开放”，因此十分重视，开幕式很隆重，观众很多。

记：从展览现场照片看，您的画展与伦勃朗的素描展同时展出，两个展厅并列，广告都是并排张贴。这种横向并置的布局透出中西文化的交织与共溶的意味。中西美术都是世界文化的组成部分，但二者之间因缺乏交流，互相间的理解有限。就我们所知，西方观众对水墨画的了解和理解还很不够，先生对此有何见解？

吴：由于一般人只能看到博物馆里的古画，再就是现在饭店里挂的花鸟、竹子一类，了解不多，也存在偏见，但他们对艺术上有新意的作品是能够接受的。此次展览的观众大多是西方人，没到过中国，但他们能从作品中得到一些共同语言，从美感上理解作品，又通过作品这个桥梁理解中国，许多人要求和我在广告画前合影，其中有一位老人说：“我没去过中国，但我喜欢你的画，也喜欢中国”。

记：通过您的展览，使西方进一步了解了中国当代艺术。他们对了解中国艺术是否很有兴趣？

吴：是的。大英博物馆的位置比较重要，展出的成功，引起了法、德等国的注意，会有连锁反应。《国际先锋论坛报》的评论员从法国赶来，他知道我的历史，问我“伦敦是不是你展览的首选地？你的首选地应该是巴黎。”我从来不找机会，而是机会会找我。大英博物馆找到我，我认为合适就来了。我就象是棋盘上先越过楚河汉界的小卒子，我愿为中西交流打开一条新的通道。

记：先生赴法留学归来后一直从事油画、水墨、水彩等多方面的创作和探索，作品融中西之长又互有渗透，不断有所变化和创造，既富东方传统意趣，又据时代特征，令观者耳目一新。

吴：这次主办者从世界各地的博物馆和收藏家中征集的作品有油画、水墨画和素描，而且是70至90年代的作品，时间跨度大，所以风格变化多，有位观众未看前言而误以为是几个人的作品。这使我想起文革中在历史博物馆的一个全国美展，作品从各省来，题材基本相同，手法都写实且有功力。有位外国观众在展厅吃惊地说：“这个画家真有精力，一个人画了那么多的画。了不起。”两个相反的误会，对我来说是喜多于忧。我一向认为画家要不断变法与创造。我早年师从潘天寿等先生学传统，又赴巴黎学西方，在中西结合中寻求新的语言，架一座让世界人民能互相理解的桥梁，为此追求了几十年。我对BBC的采访记者说：“我毫不讳言，我的艺术是中西结合的‘混血儿’，我这个‘混血儿’长大后第一次到欧洲来，不知道欧洲的‘亲属’能不能认出我有欧洲‘血统’？”西方评论界认为有，但我认为为时尚早。“混血”怎样结合得好是个难题，正如父母生的孩子，取双方之长才能长得美，而取双方之短则会长得丑。

记：美丑均在如何结合中，所以怎样结合仍有个方式、方法问题。借他人健身之术可以强壮自体，而方法不当，也可能走火入魔。现在学习与借鉴西方已成共识，但学什么以及怎样学仍是今天的一大课题，请先生进一步谈谈。

吴：学习与借鉴当然是取其长而弃其短。但认识长与短需别具慧眼，对中西文化做客观的分析与比较。中国绘画借鉴文学，画中有诗，重意境；西方绘画借鉴建筑，强调形式，重视觉。这次在伦敦，我和朱德群一起看《女史箴图》，仔细拜读，感到此画很了不起。但只能近看，远看就很弱。西方博物馆将油画和中国画放在一起，相比之下，中国画在视觉上就显得弱。象范宽的《溪山行旅图》那样厚重浑沦、在视觉上也具震撼力的作品不多。绘画是视觉艺术，不重视觉，绘画就很可能成了文学的附属。再如形式法则问题，对画的分析我们有“六法”，虽很精彩但较笼统。西方从科学角度分析画的造型、构成，将二者结合，就比较充实完善。我们却过多地陷入笔墨之中。我认为，如果脱离画面孤立去谈笔墨，笔墨就等于零。“屋漏痕”、“铁线描”、“米点”，谁高谁低？红、黄、蓝谁优谁劣？孤立地看无所谓优劣，只能根据具体画面来看用得是否合适。威尼斯画家委罗内塞有一次看到雨后的烂泥地，听说他可以用泥地的色调画一个金发少女，笔墨与色彩都是相对的、变化的，要打破陈腐的观念，以发展的眼光看待笔墨、对中西文化要知己知彼，分析、比较才能客观。

记：知己知彼虽是古人兵法，但对艺术也有很现实的借鉴意义。

吴：是的。过去我们封闭，知己不知彼，走过弯路。现在开放了，有些人反而是知彼不知己了，对自己好的东西视而不见，一味崇外。比如有一种看法认为纸上绘画都是低级的，不及油画高档。这就是偏见。英国报纸最近报道了勃拉克等一些现代大师的油画变质，呼吁抢救。才不到一百年，材料就坏了，而我们元代的宣纸作品已经六、七百年了还保存得很好。

记：中国尚有许多宝贵的东西未被充分认识，中国的艺术是很有潜力的。

吴：中国艺术的潜力在于艺术家有生活感受，有功力，需要养料与土壤才能开花结果。我们有些画家在国内已经开花了，但移植到了国外却不能结果。到了外面大多忙于生计、忙于迎合，疲于奔命，很难潜心创作，有的甚至该行。虽也有幸运儿，生活富裕些，但总体来看，艺术水平下降了。我们国内物质条件虽差些，但只要开放，了解信息，下功夫搞艺术，做学问，没有比我们条件更好的，足以自信。而以前有种怪论：有本事的都出去了，留在国内的都是土包子。我在国外的许多同学、朋友这次到伦敦看我的画展，看到大英博物馆最终选择了我这个中国本土画家，很有感触。我是中国土生的，回到本土才能得以成长。土生土长能长出好东西。伦勃朗的作品就以家乡人物为主，莎士比亚的人物也都是他所熟悉的。

记：先生谈的“中西混血”与“土生土长”很精彩。这二者并不矛盾，而是相辅相成的，以先生自己的经历以及许多留学归国取得非凡成就的艺术家都可以证明。

吴：台湾诗人余光中说得好：“我们不要跟在西方人的后面去采他们所剩无几的矿藏，而要学习他们先进的开采技术，用来开采我们自己的矿藏。”20世纪的西方艺术就是吸收东方的、非洲的新鲜血液而得以发展。我们也要吸收西方的新鲜血液，发展自己，但绝不是跟西方跑，最终还是字节的、中国的。参加联合国首先要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参加艺术的联合国首先要有国籍。我到大英博物馆是作为一个中国人、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站在世界艺术的舞台上。

记：我们看到《国际先锋论坛报》艺术主管梅里科恩的文章说您的作品“可能成为绘画艺术巨变的标志”，麦克·苏里文、法勒、高美庆等等均撰文对您的艺术予以很高的评价。您及中国美术前辈为中国美术走向世界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也促使世界艺评家、史论家对研究中国当代美术给予更多的重视。

吴：中国美术史最终还需中国人自己来写。西方人以他们的观念主要从造型的角度来写，似乎很新颖，但是对东方精神还没吃透，他们对东方的理解程度远不如熊秉明，熊秉明对东西方艺术都吃得很透，他从雕刻走出来，有实践，而不是从理论到理论。他对艺术、文学、哲学都有很深的研究且能融会贯通，文章深入而精辟。《星期电讯报》的评论对我的作品大加赞许之后，又说“风筝要断线”。他们就是从形式角度来分析的。风筝要放的高，线可以更细、更富韧性，但断不掉。即使是遥控，关系还存在。艺术与生活的关系是断不掉的。 形式技法上的翻新，几十年来出现了各种样式，这种新颖是难以持久的，正如沙发、服装上的翻新一样，今日新，明日就可能旧。真正的新是真切的感情。产生真正的艺术家是靠感情、靠生活甚至遭遇。凡高的作品是不会淘汰的，你再新也压不倒他那震撼人心的感情力量。技法可以学出来，但艺术家是学不出来的。

记：先生这次到英国，对西方艺术有何新的见闻和见解？

吴：经济不景气，也波及到艺术。我看到伦敦的苏富比拍卖行正拍卖。好画买不了高价酒不敢拿出来，挂出来的都是蹩脚货，而且是名家的蹩脚货。大师是人不是神，也是劳动者，又失败是必然的。在不断的失败中取得成功，说明他勤奋。但失败之作被人拿到市场上却很不好。有的大师好画没传下来，但坏画却传下来了，这应引起我们的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