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俊《植物》，布面炳烯，200x150cm，2008年

李：你曾经对绘画感到绝望，那么当下的艺术创作心境是什么？
王：现在进行的绘画是开始于2008年，从那时我开始进入自觉的绘画状态，不再局限于自身情感的表达，开始回到绘画本体的实践中去，我将在摄影和装置方面的部分思考切入到绘画中，去努力慢慢建立起自己的系统，我的路径不是沿着单一的线索在走，它是两到三个支点彼此交替进行着。
李：这种自觉的绘画状态，是不是就意味着你的绘画现在比较“自然而然”。
王：我现在远未到达“自然而然”的状态，这应该是终其一生去努力靠近的目标。我认为绘画能够达到的最高境界是朴素的表达，自然的流露。
以前我的绘画有着很强的情绪性，比较直接地在表达对生活感受的疼痛和困惑，在情感宣泄和克制的两极之间游走，怎样平衡好这两者曾经令自己很沮丧，也一度失控流于表面。但是现在，我越来越这样认为情绪是不可靠的，节制很重要，在作品中我愿意将激情压缩在只可近观的小单元里，而作品整体是沉静和简洁的。相较而言，我比较喜欢超越性强一些的东西，喜欢过程中追问的痕迹。

李：能否具体阐释一下“朴素的表达，自然的流露”？
王：其实就是怎么诚实的去面对自己的内心。在学生时代我们都会常说“才气”、“灵感”之类的，现在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些低级的词汇，还是回到内心才是可靠的，在轻松的状态下人会更加真实，我希望自己会越来越放松，身体如果太过于知识化是会阻碍内心自然释放的，并且难以持久。在近期的绘画里，我开始警惕先入为主的意图是否有概念化的嫌疑，也尝试在为我的线条松绑，慢慢的在作品中强化绘画手感。

李：就是在控制自己的情绪过程中不断调节自我。你怎么看待当下中国当代艺术？
王：我觉得中国当代艺术现在只是在刚刚形成的过程中吧，中国这一块的历史太短，当代艺术的创作思想和核心价值观基本还是源自西方，我们只是暂时提供了很多形形色色的东方版本，一些具有东方色彩的注脚，而这种注脚又更多的只是关乎政治和特有体制下的奇迹化裂变，真正建构性的核心价值观和语言方法还没有立起来。

李：你认为中国文化中吸引你的因素有哪些？文化的复兴与个体启蒙、个体主体性的关系是什么？
王：传统是一条河，有太多的弯弯曲曲可淌，如果谈到个体的启蒙与主体性，我更看重儒家关于“知行合一”的思想，思想不是那些指点江山言说的快感，到某个阶段，一定会死磕或动真格，但这却是最难的，阳明先生当年也未完整的做到这一点。我想，对“真”靠近最重要的途径是“践行”，是“身体力行”。“践行”比“言行”重要得多。用行动去实践自己的所思，否则，再深入的思考也就是想想而已，语言再漂亮，身体也是摇摇欲坠，只是一种思维的意淫，如在水面上跳跃的石子，漂的再漂亮，终究也难持久。用行动身体力行的去印证自己的所思所想，才是一种诚实的体现。人的独立首先应该是建立在诚实地尊重自己内心的基础上，没有独立鲜活的心灵怎么可能有人的主体性的彰显，其实，在这个整体分裂的现场里，启蒙只是刚刚开始，启蒙只是文化复兴的铺路石。

李：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下的语境中是否有合理之处？如何看待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
王：传统和现代的关系是一个挺宏大的问题，我看待传统的视角也在不断的变化，我想这两者之间并没有一个不可逾越的鸿沟，在今天，对传统最具责任感的态度就是去努力弄清楚什么是传统的本来面目，再对其做现代性的转化，让传统中的优质分子在现代的生活情境中鲜活起来，如阳光和雨露一样滋润生活。传统不应只是过去古老的东西，它就无声无息的润在生活中，象呼吸一样自然而必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