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父母生下我到出国之前，我从来没有过中国之外的经验，从来没有清晰地感觉到自己是个中国人。到西方后，周围的环境和人，时刻在提醒你，你是和他们不一样的人种。我在中国地域之外，清晰地意识到自己是中国人”

清楚地看到美国人看不到的美国和中国人看不到的中国

人物周刊：你所在的浙江美院是“八五运动”的发源地，你当时说了一句，“对被年轻艺术家顶礼膜拜的西方现代主义以及被保守主义捧为至宝的中国传统经典均不屑一顾”。当时你的状态是怎样的?

谷文达：对于当时我们农民式的耕作文化和政治禁锢来说，“八五运动”的全盘西化有其客观的需要与合理性。尽管当时的情景是从南到北当代艺术群体的出现如雨后春笋，但我一直作为个体艺术家而存在，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例外。

人物周刊：你是第一位登上美国艺术杂志封面的中国艺术家?

谷文达：是的。但我常常将事情放到整个社会、政治和文化背景中去看。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受到大家的关注，理所当然我们的文化也受到相应的关注。实际上这对大家都是一个机会。我刚到美国时，连筷子与水墨画人们都认为是日本的传统。那时流行的是俄国当代艺术。后来苏联解体了，所谓的民主转型的结果并不好。世界的焦聚慢慢转移了。90年代初开始，世界逐渐关注到了中国。我正好是处在那个时代的一个幸运儿。也正是那个时期我的创作处在一个旺盛期，并且进入了成熟阶段。你作为一个中国文化艺术代表被选上了，是因为现实的需要。我的创作目的，是把我的作品当成我与社会、文化、艺术之间的一个开放性的交流转换器，展现经历过程中不断变化着的想象世界。

人物周刊：到美国不久，你在致友人信中说，在美国艺术圈，针对性极其重要。你是怎么找到这种微妙的针对性的?

谷文达：针对性是我艺术创作的一种形态。我从来不是一个唯美主义者，尽管我非常强调艺术语言的独创、完善与完美。我的艺术创作的形态是我的生存状态所决定的。

我自己有一个坐标系，其结构犹如十字架。横标杆的两极是我从小的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主义、文化大革命的经历，以及我离开中国去了资本主义老巢的纽约，从一个不需要支付学费、没有一家商业画廊的社会，忽然落脚到一切以资本和市场利益操纵运作的社会。

纵标杆的两极是出国以前和出国以后。从父母生下我到出国之前，我从来没有亲身经历中国之外的经验，从社会和人际关系上看，我从来没有清晰地感觉到自己是个中国人。到西方后，周围的环境和人，特别是在多种族多文化的纽约，时刻在提醒你，你是和他们不一样的人种。我在中国地域之外时时清晰地意识到自己是中国人。我的坐标系中充满了复合与复杂，矛盾与兼容。我之所以会有一种针对性，都是因为过去二十多年我作为一个“两栖动物”，有一个参照系，能清晰地看到美国人所看不到的美国，同时也能清晰地看到中国人所看不到的中国。

人物周刊：你是民族主义者吗?

谷文达：任何人都会在某种场合与某种议题上多多少少有某种民族主义的情绪和意念，每个人都希望看到和体验自己的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但这些都是与“民族主义者”大相径庭的。至于我的艺术创作，特别是1993年开始在世界各地持续进行的《联合国》系列作品，我希望它是对各民族文化的一种超验，一种无法实现的世界大同的乌托邦理想在艺术中的实现。可以想象当《联合国》的系列作品由五大洲各国四百万人头发编织而成是何种景象!

同样，我从1993年开始创作的《碑林-唐诗后著》，是我立足于本历史和本文化去经验文化艺术之间的差异与对话、误解与创造的关键作品。有人说，用了中国元素就是想取悦西方;另一些人不用中国元素就是为了逃避中国文化的局限。我想说的是，作为一个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健康地运用中国的文化元素?没有人可以消除自己生物、历史与文化的遗传基因链。问题的关键是，你能不能从中国元素里面提炼出独创的并且属于当代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