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这件作品在展览中是如何展示的？是像传统书画一样挂在墙上吗？
徐冰：因为是在大学做展览，我首先想到是做一个新英文书法教学的教室。但是他们给我提供的空间非常大，也非常高，做一个教室还是适合在一个相对紧凑一点的空间，不太好用。看了场地之后，特殊的空间会给你特殊的感觉和想法，我很希望在这个空间的正中能有一件气势撼人的作品，能给人强烈震撼的大作品。最终完成的这件作品是一个四米五乘四米的巨幅书法装置。它是从上往下挂下来的，但是它不是挂在墙上的，而是挂在展厅正中的。它像油画布一样绷在一块特制的木板上，这块巨大的木板就放置在展厅的正中。这件作品对空间有一种特殊的控制的感觉，震撼而且坚定。整个展览围绕这件作品展开，周围有几张桌子，都是我们特别订制的，桌子上架着英文方块字教科书，放着描红练习本。墙上有教学挂图和世界各地参与者的英文方块字书法，观众也加入到这个展览当中。
记者：这件所用的纸张是不是特制的？我感觉比一般的纸要厚很多。
徐冰：创作这件作品所用的纸张是我在安徽泾县专门定制的一种毛边纸，比一般的纸要厚。我不喜欢太生的纸，包括我不喜欢传统书法中水墨氤氲的感觉。我特制的纸是半生半熟的，能够很好的见笔，能够看到真实的用笔的过程。另外，这种纸很厚，比较自然，和我们从小写书法用的练习纸有一种关联。它本身的色泽是自然的，温润的，饱和度又很高，给人一种很漂亮但是沉稳的感觉。
记者：为什么会选择这个内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徐冰：艺术源于生活，是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最根本的一句话，也是我们最早接受的艺术观。我出国多年，在西方参与很多当代艺术的创作。艺术源于生活的基本道理，是很本质的一个艺术发生的来源。国际上有各种各样的艺术理念，流派，风格，当代艺术的很多概念，对我来说是知识性的和信息性的，只是我思维参照的一个元素。但艺术源于生活是我的武器，也是我的方法论。艺术源于生活，我们已经说烦了，说得没感觉了，大家认为这是一个比较旧的艺术态度，其实我认为带有一种根本性，是我最早建立的一个艺术观。我觉得我们是幸运的，这个艺术观是有效的。艺术的深度不来自风格和流派之间比较的结果，而是取决于艺术家处理他的艺术语言与社会关系的高下，这是可比的。风格是没法比较高下的。艺术家的本事在于你如何处理这样一个关系，和时代和社会的关系。
记者：你写过好几幅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字数有多有少，尺幅有大有小，但都是基于同一个内容，它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吗？
徐冰：其实我写的不是很多，除了这件作品，还有一件比较大的作品是在华盛顿沙可乐美术馆我的个展上，有一个展厅，专门展示了我写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我觉得对于我的文字作品来说，比较重要的区别是不同的创作阶段，这个带有本质性。我最早的作品，看上去是不成熟的，但这种不成熟有意思。早期的作品完全是一个记录仪似地，纪录了我思维中的两个不同文化斗争的过程，两个截然不同的书写系统，在书写的动作中随时在斗争。写出来是非常较劲的过程，到底在写英文字母还是汉字，被硬压在一起。新英文书法的第一次展览是在1996年。这件作品创作于1998年，是两三年以后的作品。书法和创作的阶段特别相关联。写作的时间特别重要。那时候写的东西有一种很实在的感觉，生涩的感觉。很多人很喜欢我这个阶段的书法，摸到了写这种书法的特殊性的部分，又带着生涩，有一种特殊的张力。书法的价值，在于每个阶段留下的痕迹，那个阶段是不能重复的。这件作品创作的时候是带着野心的，包括这么一个巨大的尺幅。你现在看这件作品，还能体会到其中的野心。
记者：句读的地方是用印章而不是标点来间隔的，使得这个作品有一种充满文人气质的美感。这些印章你你刻的吗？
徐冰：句读的印章是我设计的，也我刻的，刻在木头上，再用朱砂钤盖在作品上。这主要是形式上的考虑，这么大的一个东西，放在一个巨大的空间，不是那种书斋式的陈设，有点堂堂正正的皇家气派。这件作品是没法用标点的，但是如果没有标点间隔又不行。我设计了这样的办法，用教科书的图解作为符号，这和整个内容是有关系的。
记者：你在创作这件作品的第二年，得到了美国文化艺术界的最高奖项——麦克阿瑟奖，这个奖俗称“天才奖”，又被称为是美国的诺贝尔奖。你得到麦克阿瑟奖和这件作品的创作或者和这件作品在贝兹学院的展出有关系吗？
徐冰：这件作品是我在贝兹学院个展的主要部分。第二年，我获得了麦克阿瑟大奖。麦克阿瑟奖是对艺术家一生整体工作的考察。这个奖项，被提名以后你是不知道的。提名一年后的所有活动，包括展览、讲演、发表文章等等，都有基金会的人跟踪。我在贝兹学院的这个展览，也有公开的演讲，这些应该都是他们关注和考察的一部分。
记者：能不能说这件作品是您创作生涯的一个里程碑？
徐冰：我想可以这么说，这件作品和以它为主要内容的展览是一个里程碑。它是我那个阶段最大的和最重要的一件作品。它确立了一种坚定性，我的艺术理念和我的艺术态度都在这件作品中有坚定的反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