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Francesco Galli，照片由威尼斯双年展提供

2011威尼斯双年展策展人碧切·古里杰为展览取名“光国”(ILLUMInations)

记者伦敦报道——在策展界，被选为威尼斯双年展策展人就好比得了诺贝尔奖。在任命后的几个月里，这位幸运的获选者——以往通常都出自专业的小圈子里——会成为公众人物，每一个策划决策都会被品头论足。负责筹划今年6月的这出国际展览大片的碧切·古里杰(Bice Curiger，又译比奇·库里格或比奇·库莱格)就有这样的遭遇。虽然深受圈内人的推崇，瑞士艺术史学家、Parkett出版社联合创始人古里杰一直是比较低调的，悄无声息地在苏黎世美术馆筹划了许多大牌艺术家的展览，如西格玛尔·波尔克、乔治亚·奥基弗和马丁·基蓬博格(Martin Kippenberger)，她从1993年起一直在该美术馆供职。眼下威尼斯开展在即，她向记者英国站解释了备受关注的主标题“ILLUMInations”(光国)，解释她为什么选入丁托莱托，为什么双年展和奥运会毫无关系。

记者：有没有想过自己会做威尼斯双年展？

碧切·古里杰：双年展主席保罗·巴拉塔(Paolo Baratta)给我来电话的时候，我还以为他要向我征求对候选人的评价。不过几年前一位前双年展主席就曾找过我。

记者：这是不是说这件事已经酝酿了很久？

碧切·古里杰：是的，不过我很清楚如果你不是个纽约博物馆的策展人，那是很难受到注意的。我做过很多展，但除非它们是在6月的巴塞尔艺博会或者文献展上出现，否则行内人根本看不到。这倒无所谓——我对苏黎世美术馆这份工作很满意，就算不做威尼斯我也一样很高兴。不过真的能做可太好了。

记者：你给双年展取的标题是“ILLUMInations”。这些大写有什么意义？和你对本届双年展的策划布局有什么关系？

碧切·古里杰：我喜欢通过一个词来表达一个概念。“ILLUMInations”针对的是光，朝向艺术的经典主题，我想要把注意力集中在艺术上，而不是先生造出一个对世界的看法，然后再据此去选择艺术品。这个标题同时也强调了感知和思考，以及国家的概念，后者是双年展的一个重要元素。几十年来人们一直在争论国家馆的问题，觉得这是和时代相悖的，应该予以取缔。但国家馆始终存在着。如果我只是一门心思地琢磨展览的事，忽略其他任何问题，那就太过疯狂了。

记者：那么你认为国家馆的概念没有过时？

碧切·古里杰：对我来说这不是重点。我又不能去改变它，但我喜欢去研究它，具体去看待这种模式的历史。罗伯特·弗莱克(Robert Fleck)就这个问题写的那本小册子副标题叫“一部二十世纪史”，以及一句恰如其分的话：墨索里尼和希特勒从吉亚蒂尼走过。思考这些馆的创建过程和原因，实在令人感叹。官方代表和艺术家的作为之间的对峙也是很有意思的。

记者：你选择了三件丁托莱托的画作。这几乎等于是在说：“让我们重新思考当代双年展应该是怎样的。”你是这么想的吗？

碧切·古里杰：双年展永远是关于当下的。但通过收入这些画作，我其实是跟双年展模式开了个小小的玩笑。当代艺术是一个非常自省的领域，从来没有超越现代主义的历史。丁托莱托的作品是一种对当代艺术领域和艺术史领域的挑衅。这两个学科都受传统所限制。看上去像是挑衅，但其实也是一个小小的姿态——我想做的无非是越过鸿沟传达一点东西。威尼斯呈现了一段非凡的历史，如果只有当代艺术那会是很别扭的。

记者：策展人是个艰难的工作，有时候得面临立与废的抉择。你觉得你的双年展会引起争议吗？

碧切·古里杰：当然会。你不可能让所有人都满意的，但我不在乎自己被批判。威尼斯之后我还是继续过我的日子。干怎么做就得怎么做，我在这里是和艺术家合作的。

记者：你选取的艺术家格外的年轻：许多艺术家都是三十出头，有的甚至更小。你是刻意要关注年轻一代吗？

碧切·古里杰：我们分析了数据，发现三分之一的艺术家在35岁以下。我一直觉得双年展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它把年轻艺术家推荐给了更广阔的受众。但我也因为一些具体的原因收入了许多年长一些的艺术家。为双年展策划跟为美术馆不是一回事，展示年轻的一代是其中一种重要的差异。双年展不像艺术馆，不需要在介绍年轻艺术家这种事上面权衡。观众也希望看到更新的当代艺术。

记者：乔纳森·琼斯(Jonathan Jones)在《卫报》中说，双年展策展部分公布的艺术家名单和任何大型艺博会都不一样。你对此有何评价？

碧切·古里杰：有的策展人会刻意做一些跟市场相悖的事情。但市场是很强大的。一旦你找到了某一个艺术家，事情就不由你的控制了。艺术家不是可以随便摆动的东西——如果他或她的作品卖的好，是不是表明作品已经失去了意义？当你喊出了这样一个论点，所有的问题都必须得到解答。我在Parkett做了27年的出版，我们都喜欢慢工出细活。但与此同时，我们也不想错过好时机。如果有人想表达某个想法，那这个世界就应该允许他。

记者：代表美国参展的阿罗拉和卡尔萨迪拉(Allora&Calzadilla)宣称他们会和运动员合作来创作美国馆，让人感到威尼斯双年展是艺术界的奥运会。你怎么看这种比较？

碧切·古里杰：和艺术以及艺术品不一样的是，体育有非常分明的结果。在国家身份中的艺术问题就没那么分明了，你可以穿上一件T恤，上面写着“意大利”或“塞内加尔”。所以我相信两者是截然不同的，但这一个主题能涉及到也是好事。

同样和奥运会很像的是，威尼斯是有奖金的，比如金狮奖表明有所谓的“最佳”艺术家。

所有这些都无非是一种社会符号，用来表达对一个艺术家的认可。我不能去反对这些作法。我爱艺术家。我认为他们应该得到认可，所以我很乐意照着游戏规则玩。

记者：你曾经邀请四位艺术家(莫妮卡·索斯诺斯卡、弗朗兹·韦斯特、宋东和奥斯卡·图阿逊)来创作“侧馆”，用于展示其他艺术家的作品。这个想法实现的怎么样了？

碧切·古里杰：在威尼斯，通常都是一些大型的展览，展示的是一组一组的艺术品——特别是狭长的“军械库”空间。我想找到一种方法把艺术品更紧密地交织起来，这个方案目前看来还是有意思的。在“侧馆”里，身份和国别发生了一定程度的融混。奥斯卡·图阿逊(Oscar Tuazon)做了一个展示阿西尔·门迪札宝(AsierMendizabal)作品的侧馆。他们对此进行了许多交流，但是奥斯卡在不断改变空间，有时候阿西尔会说：“我不能在这样的空间里工作。”侧馆是两个艺术家之间的协商，跟我一个人说这个放哪儿那个放儿有很大的不同。

记者：你希望后人怎么看你的双年展？

碧切·古里杰：一场华美、宽容、光彩四射的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