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述:出国后第一次回来参加艺术活动是什么时候?有什么感受?
刘宇:2001年回来参加第一届成都双年展。那个时候在国外已经听到了很多关于中国当代艺术的事情,而且中国当代艺术在国际上也开始有影响力。但是国内展览的操作模式,对我来说这些概念还是很抽象。这次成都双年展可以说是国内第一次大规模的、公开的呈现中国当代艺术(架上绘画),而且是第一个民间与官方混搭的大型展览,所以我回来参加这个展览的时候也觉得特别有意思。当时艺术圈的各路英雄好汉都聚集在一起,我印象很深。
杨述:那时候做了一个很前卫的作品。
刘宇:是的,可以算是行为艺术,是照片与影像的结合。那个时期除了画画之外,开始对图片很感兴趣,有一些偶发的想法,也得到了主办方的支持,而且当时的展览主要还是以架上艺术为主,所以这个作品做出来以后反响还是很不错。
杨述:这种类型的作品在你2001年从法国回来之前有没有类似的尝试?
刘宇:2000年左右开始接触电脑,对照片的photoshop很感兴趣,当时创作了很多组合图片的作品。
杨述:01年左右的艺术状况跟现在是无法相比的,当时的巴黎和中国对比起来哪些对你来说是很有吸引力的?
刘宇:欧洲在上个世纪经过了很多艺术流派之后,在我到巴黎的时期已经变得很平淡了,已经不会再产生大的艺术运动了,也看不到很刺激的事情。中国当代艺术如火如荼、热火朝天的气氛对于在法国待了很多年才回来的我感觉非常新鲜,所以觉得能卷入这个浪潮也是很高兴、很刺激的事情。
杨述:对于你们这批人,像陈丹青等等80年代就出国的人应该算是第一批了,除了老师辈的公派出国的以外,再早一点的话像彭万墀、赵无极等,他们跟你们应该有非常不一样的状态。
刘宇:早期留洋派是徐悲鸿、刘海粟这些人,因为当时巴黎是世界艺术的中心,所以学习艺术的人都选择去巴黎,那个时期其实现代艺术已经很流行了,虽然就资料来看,三四十年代的上海还是有一批人像林风眠还有有现代艺术的创作,但是中国解放后的官方立场,现代艺术就在中国完全终止了,实行的是徐悲鸿 和苏俄那一套写实主义体系。他们当时在巴黎学习的时间也很短,也无法了解真正的现代艺术,真正了解并融入西方现代艺术的应该算是赵无极、彭万墀这批人。彭万墀作为四川人,老前辈,六十年代移民巴黎。他也算是在西方的中国艺术家中的奇人,他一生的经历非常有意思。我大概说一下,因为我跟他比较有缘分,算是有些了解。他1949年跟随父亲到了台湾,曾是“五月画会”的发起人,60年代定居巴黎,应该是第一个参加卡塞尔文献展的中国人,很了不起,但是后来就慢慢淡出了。
1985年彭万墀先生当时作为客座教授在中央美院、浙江美院四川美院等院校做讲座,放映了很多幻灯片,对我们了解西方艺术有很大的帮助,当时没过多久我就出国了,所以到那以后我就跟他接上头。 我一直跟他有些来往 ,特别是后来有些艺术学院的老师到巴黎时,我就带着他们去拜访他。98年的时候有一件大事,他手头有很多古典油画和印象派的小作品,还是很具规模的,当时台湾故宫博物馆想收藏他的这些作品,但是他还是想把这些艺术品捐献给大陆,毕竟那时候资源有限,于是我就陪他去上海美术馆谈这个事情,但是没有谈成。
(我们这批80年代中期出国的人,就我个人的经历来说,在学校接受教育讲到印象派、野兽派、毕加索等就到头了,到了西方一看,整个人都被搞蒙了,当时我在图卢兹美术馆第一次看到装置艺术的时候,就完全搞不懂那些石头、树枝 ,垃圾堆在展厅是什么意思。)
杨述:85年你出国的时候,国内刚好在经历‘85新潮运动,一个学习西方的艺术思想的解放运动。你当时到法国图卢兹后那里的体制对你有什么影响?
刘宇:我从附中再到美院油画系毕业,到法国后,他们整个艺术教学的构成完全是不一样的,那个时候只能用“震撼”一词来概括我的心情,但是很快就尝到了好处,因为我在国内已经读了美院,所以出国以后也没有必要读他们低年级,因为当时是工作室制,所以我就进了绘画工作室,进到学校里没有所谓的基础课,就是很自由的画,导师每周就来开会一两次,也会单独辅导一下。那里开放式的教育很舒服,各个工作室都是相互开放的,所以我也偶尔去下摄影工作室,或者版画工作室做点版画,搞点照片,还有很多的研讨会和讲座,这与我们国内当时相对保守的教学方式很不一样。
杨述:那你记不记得负责你们工作室的老师有没有对你很有影响的谈话或者有没有得到一些你觉得有用的东西?
刘宇:85年出国前班上创作的毕业作品已经开始偏离主流价值,乡土等题材的主题创作,但是模仿西方艺术的痕迹太重了,而且在中国不以模仿为羞耻。我记得高名潞采访时我就说过,到了西双版纳,看到那里的风景想到了高更,就画了一批仿高更的画,这种没有个人风格的情况在西方是行不通的。
杨述:当你在巴黎把这些画拿给别人看的时候,有没有人直接说,你这个画跟高更的风格很像?
刘宇:倒是没有人直接说,但是我们都知道,这种绘画在他们眼中过时了,因为那个时期欧洲主流艺术界少有写实绘画,以图片、观念艺术和涂鸦绘画,装置居多,而且有些大师的画就是在巨大尺幅上的平涂。所以我刚到法国的那两年很郁闷,自己觉得曾经建立的一些有价值的东西在这里什么都不是,新的价值观还没有建立起来。后来通过看展览,在美院和老师同学接触,跟老师的一些谈话,开始慢慢了解当代艺术一些东西。也创作了一批新风格的绘画作品。
杨述:我记得看到过一张你的大尺寸平涂的作品。
刘宇:这是受我老师的影响。他是个西班牙裔的法国人,教我的时候大概五十岁,他也是个传奇的人,据说是有一天把他所有以前的画放在美院的院子里一把火都烧了,开始重新创作。他当时就在画一些平涂的非常色情的题材,这对我有些影响。那时国内画法很平面的还是没有,即使像高更那样的画也还是讲光影和色彩关系。而且当年也是有这样一个机会,是图卢兹美术学院与西班牙的美术学院有个交流展览活动,当时我老师还很喜欢我的画,留给我一块五六米宽,三米高的墙面,我就直接在墙面上进行创作,这应该算是我画的最大尺寸的画了。
杨述:在图卢兹待了两年吧?
刘宇:是的,但是这期间还经常去巴黎,也周游欧洲其他国家。
杨述:那在这期间有没有让你印象很深刻的展览?
刘宇:80年代的欧洲已经有很多大型的非常好的展览,像威尼斯 双年展,德国卡塞尔文献展,和很多大型艺术博览会如FIAC等,我记得蓬皮杜艺术中心有个展览是关于1900年左右的日本建筑与绘画,看到这个展览非常受刺激。日本人学习西方在上个世纪初就达到了西方的同等水平。总之的感觉就是,漂流在汪洋大海中。
杨述:图卢兹之后就到巴黎去了?
刘宇:从87年开始就经常到巴黎去,年底就搬到那定居了。
杨述:那到了巴黎后有什么感受?
刘宇:巴黎是一个非常美妙的城市容易让人迷失在其中,乐不思蜀。博物馆和展览的数量,图卢兹跟巴黎是没办法相比的。因为法国有很久的中央集权制历史,都是以巴黎为中心,所有好的东西都集中在巴黎。巴黎对我还是很有吸引力的,我在那里工作生活了二十几年,一直想写一本书,也可以叫自传,就是关于我在巴黎的生活工作,题目我都想好了,就叫《巴黎=艺术的麦加》,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讲,她是崇拜艺术的教徒的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