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编：赵子龙 by Zhao Zi-Long

记者：中国政府现在国外推广的文化价值观，一个是偏于传统、经典的、东方的，另一个是“当代艺术”。你如何看待这两个部分？

徐龙森(以下简称徐)：国家所展开的文化推广，作为策略也许是必要的，但其文化内核本身是值得商榷的。

其实“五四运动”以后，尤其到了我们这一代人成长起来以后，并不存在一个所谓“东方”概念了。今天世界是贯通的，老子、孔子、庄子是我们的先贤，西方的大家也是我们的先贤。我们今天的胸怀，应该是以东方为立足点延展开来的一个“世界”，或者说“天下”。

再者，我认为现在还没有完整意义上的“中国”当代艺术，更多的是“被当代艺术”。“被当代” 就是在模式上符合西方当代艺术的价值观，它必须被西方话语权承认后才能成立。

有一部分当代艺术表面上看起来拒绝西方偏于政治、社会的选择标准，开始使用传统文化资源，但实际上仍然没有摆脱“被当代”。他们只是在玩中国古代历史概念，只不过把西方文化餐桌上的“中国政治”春卷换成了“中国文化”春卷。这样的作品往往是很表象的，容易传播，也符合中国对外文化政策，但是触及不到中国文化本体性的精神内核。

记者：当下中国政府在对中国当代艺术的态度是支持的，你觉得政府对当代艺术的判断以及其价值体系是什么状况？

徐：可以看作政府从一开始就意识到，西方推广的当代艺术价值体系绝不单纯是艺术问题，而是“文化政治”，是“后冷战”。中国改革开放以后，西方的生活方式、哲学文化、政治模式、经济模式、审美娱乐等等席卷而来，同化了一大批中国知识分子，中国当代艺术现状就是这个时期的衍生物。同时政府意识到，如果不能建立起未来的文化观和价值观的话，这个政府会逐渐僵化。因为一个代表先进理念的政府一定要在文化观、价值观的现代性转型上有所作为，它必须使得中华民族有新时代的精神面貌，并且这不是一个“由上而下”的指导性过程，而是由政府倡导的“由下而上”的自然转型过程。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我认为这是积极的、向上的，也是进步的。

但问题在于，经过一个世纪的革命，我们并没有建立起新的健全的文化价值观，中国自身的价值体系依然停留在历史范畴，她适应不了现时代的需求。在这种格局下所推广的中国文化，从本质上讲是没有精神格局的，灵魂不在场。

记者：作为政府鼓励当代政策表现，大概有这样几个：体制认可，国际推广，经济扶持。这几种方向的问题是什么？

徐：当代艺术的特征之一就是不被体制化。一旦被体制化，合法性便被抽掉。当代艺术是一种不断更新的精神取向，当精神不存在了，何来艺术？也就是说不能被任何体制化代表，它是一个不断超越的生态系统。之所以能够如此快速地被抽掉合法性，是因为当代艺术本身的合法性基石值得质疑。 

在当代艺术“体制化”的同时，政府鼓励并出资将当代艺术“产业化”，大批拨款只能说明一种相对积极的态度，由于没有价值内核，出资和政策鼓励催生的只能是一个摸索的过程。但即便如此，我不会去单方面地批评政府，我反而觉得这是政府提供的一个考验所谓的当代艺术的机会。

记者：“体制化”和“产业化”之后，无力介入当下政治和现实，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当代艺术已经终结？

徐：中国在今后几年内慢慢地会步入一个新的当代艺术阶段。它应该以自我精神价值观为主体，而不是体现他人价值观。

我个人认为艺术本身必须而且只能是形而上的，真正的艺术不会依赖于社会的附加值。

在当下什么是“政治”？我认为“个人即是政治”。“个人”意味着我站在所有的意识形态外，不去参与社会庸俗政治，最大限度地保持个人的精神自由度和价值观，这就是最高的政治，是与体制和社会保持张力的最有效的手段。对于艺术家而言，只有不被确认的事物才是无限性的，才是新思想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