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政治和经济上都有多次改革和转型，在这个过程中，就政府对艺术态度的变化你是怎么观察的？

朱其：新中国的文艺政策，其源头可追溯至“延安整风运动”。当时的一些文艺上的价值取向，比较受“五四文艺”影响，比如关于人的解放、文艺为大众等。1941年之后，毛泽东提出明确的党的文艺政策：“文艺要为人民服务”，“文艺要为政治服务”，这两个主导政策到现在还是没有变，只有一些具体的尺度和对象的变化。

直到1978年，开始出现罗中立、陈丹青等人的作品，重新突破宣传画模式的艺术，重新打破“红、光、亮，高、大、全”这些不真实的表现，恢复艺术对人性、人道主义的表达，这个其实是跟当时党的主流政策不违背的。随后开始延续民国的现代主义艺术，向西方的先锋派艺术学习，这个也是有反复的。保守者拿“左”的意识形态来要求，说现代艺术是资产阶级艺术，是堕落颓废的艺术。但也有一部分人觉得应该支持，认为这至少代表了一种现代文明的结果。

在80年代，其实有关“形式的政治”的作品一度是放开的，一些媒体还是允许报道现代艺术、后现代艺术的，如《中国美术报》、《美术思潮》就有大量涉及。《中国美术报》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的报纸，《美术思潮》是湖北文联的刊物，“89大展”是在中国美术馆做的，实际平台是相当主流的。进入90年代则面临一个反复，“形式的政治”遭遇发展障碍，装置艺术、行为艺术等非传统形式不允许在政府美术馆展览。这一状况持续直到2000年第三届上海双年展，允许大规模的装置、新媒体展览时，但行为艺术至今还是不完全允许进入主流美术馆的。

记者： 1980年代，很多美术现象能够进入主流媒体的视野，这必然反映出政治上的开放。到了现在，政府成立了诸如当代艺术院、国家画院、实验艺术委员会等机构，政策是否更开放？如果是，现在的开放和当年的开放的不同影响区别在哪里？

朱其：当年是在一个思想解放的背景下的开放，无论政治精英还是文化精英都在反省“文革”。1980年代有一种很强烈的社会愿望，觉得我们落后于西方世界很多年，应该迎头赶上。当时影响很大的《走向世界丛书》，尤其是把先锋艺术看作世界现代性普遍的一个标志。我觉得它具有一种很强的价值观引导。因此那个时候的艺术创作可能是内在精神驱动的力量更强大。

今天可能不一样了，因为推动大家了解世界、做艺术的动力更多的是一种全球化时代的生活方式或者是一种时尚潮流。我们现在的创作不完全是受精神性支配的，可能受市场、资本的支配占了很大比重。1980年代做这种艺术，社会上没有多少人能够理解。出国或在画廊、美术馆做展览的可能性几乎没有，所以那时的艺术是相对纯粹的。

记者：国家在不同时期的政策对艺术方向的发展主要作用在哪些具体方面？例如今天国家设立的新的艺术机构——当代艺术院、国家画院等。

朱其：在国家层面，它首先是肯定当代艺术也是文化创新的部分。因为文化崛起的核心就是文化创新，文化创新就应该包括当代艺术这一部分；它愿意把当代艺术的一部分看作是改革开放思想解放的一部分，基本上解除了“形式政治”。很明显，美协也成立实验艺术委员会，各个美院都搞实验艺术系什么的，所以各大双年展铺天盖地的都是装置、新媒体，行为艺术也开始被允许参加双年展。它愿意把一部分的当代艺术或者至少是政治无害的当代艺术的创作和研究纳入进来，它愿意给予一定的支持，愿意把当代艺术市场这部分当做文化产业的一部分来做，比如我们可以看到，北京创意产业基金会给“艺术北京”、798艺术区等拨点儿钱，也支持成立画廊协会之类的，包括最近政府有一些高层领导支持搞文交所。

记者：谈到这里会涉及到当代艺术的边界问题。如果在这个范围之内的创作，虽然会有一些好的作品，但是这个好的作品是不是当代艺术的全部？

朱其：肯定不是全部，而且它所能接受的作品是肯定不能真正触及中国今天精神深处的问题，现在只是说鼓励一种形式主义的艺术，鼓励一些怀旧的艺术、一些对传统改造的艺术，其实还是不太鼓励带有批判性的艺术。

记者：这跟政治制度有关。无论国际政治还是国内政治肯定永远是机会主义的，利益至上的，对于这个系统中所有的人，它应该是一种潜在的价值观导向，如果遵循它的话，可能你会在其中获得很多好处，如果你不遵循，肯定会有很多后果。在这样的制度下，在这样一种潜在的价值观导向下，我想肯定会产生出一批与之呼应的成功型艺术家，我想听一下这种成功型艺术家和政治有哪些相关的地方？

朱其：总的来说就是鼓励政治无害的当代艺术。从这个角度说，像“'85新潮”以来的艺术家里边，其实大部分已经跟政府的主流引导标准没有什么冲突了。比如展望做的“假山石”，它是属于批判西方后殖民主义的，它是政治无害的，而且跟我们的主流政治是一致的，因为大家都反帝国主义。还有像隋建国的“恐龙”。还有一部分是原来从事带有一些政治批判或政治嘲讽的，但他现在不做这个了，像方力钧(微博)现在搞的都是一些莫名其妙的、没有任何现实态度的艺术。另外一部分，可能当时是一个禁忌，但现在已经不是禁忌了，而是变成一种时尚了，就像王广义的“工农兵”。

问题是，我们在合法的舞台——像798艺术区、媒体、拍卖、画廊艺术博览会、双年展上，并不是被允许把所有类型的当代艺术呈现给社会的，当中其实是排斥了一些，引导了一些。还有一些艺术力量本身弱的东西由于资本的原因反而被强化了，从而误导了整个社会对当代艺术的认识。最后剩下的就像格林伯格说的，变成一种媚俗的前卫。

记者：政治和资本对当代艺术发展的不同作用表现在哪里？

朱其：即使今天政治允许你小范围地讨论一些对政治有害的话题，仍然不能做某些行为，因为资本的霸权又进来了，它代替了政治，艺术生态变得媚俗了。就像苏珊·桑塔格曾经说过，极权主义没有能够真正改造每个人的内心世界，虽然大家表面上不反抗，但是内心还是有抵制的，但是资本主义能够把每一个人的毛孔都改造得很彻底。现在我觉得像当代艺术也是这样的，原来政治管制很厉害的时候，反而出现了众多先锋艺术群体，或者还能听到很多批评、反抗的声音，现在一旦资本化之后，批评的声音反而比高压管制撤销前更少了。当时其实从事先锋艺术的人也不多，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整个圈子就200个人，现在我感觉还在坚持先锋探索的能有20个人就不错了，更多的人是在从事一种潮流性的东西。我觉得艺术不在于你用什么样的形式，而是在于你所从事的是否是一种边缘或者非主流的精神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