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博一：你的画没有西安的那种风格，你这种风格大概是什么时候形成的？

帕拉：我在学校的时候喜欢国画系，觉得理论挺有意思，因为油画老是一只笔，一个面、一个面的，方方正正的形体，确实感觉还是不一样，我愿意到国画系。后来我又画了水彩，用油画造型能力去画流动的水彩，在深圳的时候送了一组水彩画到广东美术馆，参加全国美展，那时关山月还在，竞选全国美展，那个时候都选。我画了一组水彩的作品——《阳光土地人》获了优秀奖，那个时候全国美展是很大的事，没过多久就出国了

王春辰：出国以后是上学还是做职业艺术家？

帕拉：职业艺术家，一家公司签了我，他不要求你做什么，你想画什么，不管你了，所以这个期间可能是一个好的机遇，就把自己所学的东方理念和西方的东西结合一块，尝试就开始了，但不是刻意的，因为我画出来的东西，总感觉和他们那些艺术家不一样，这肯定是由于我早期的兴趣。

王春辰：澳大利亚也算是西方，也受西方的影响，他们看你的东西觉得怎么跟西方不一样？

帕拉：我受到传统中国艺术的影响比较大，非常喜欢留白的画法，就是那种自然留白的方式。留空白很有意思，面貌比较独特，当地人开始感觉到我挺独特的这种风格。后来我就更努力推广、放大这些东西，加强了针对视觉的强烈感觉，甚至走出澳大利亚去纽约做展览，逐渐引起欧美画廊和收藏家的兴趣。

王春辰：你的作品，那个时候画是以人物为主吗？

帕拉：开始以人物为主，后来随着不断实验，开始创作抽象作品。十七、八年以前我就开始用不断地混合的材料来做，得到了艺术界的认可，到了这个时候才开始又拿回来，重新审视，有了新的感觉。

冯博一：我看您的画还是比较饱满，颜色比较浓烈，不管你的笔触还是什么，感觉还是比较强的。

帕拉：可能是力量感。

王春辰：主要是动作，画刀和流洒

王春辰：我们感兴趣的还是你的艺术灵感或者创作的内在动力或者是来源的问题。

帕拉：我是在新疆出生的，在西部出生的人都有一种坚韧的生命力。因此到了国外，我什么艰苦都能应付。我同很多国外的艺术家有过接触，尤其是一些澳大利亚的土著艺术家，他们没有受过欧洲学院系统教育，但是作品很震撼，很有力量感。这些年我从来没有放弃在作品上表达力量的感觉，加上我又在中国受过系统教育，一直以来都在想如何准确地把握这种力量，如何做得更好。

王春辰：你是维吾尔人，生长在新疆这样一个地域，地广人稀或者是天高云淡。澳大利亚在我们的印象也是地广人稀，才两千万多人。这种原始的感觉对人的作用非常大，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有这样的一种感觉？

帕拉：德国有一个快80岁的著名艺术家说过一句话，“一个艺术家不可能超越上万公里的事，他最多能做好的事就是二、三百公里周围的事。”所以像您刚才说的是一样的，你在捕捉你所生存的周围环境对你的影响。

王春辰：我有直接的触动感，其次中国文化尤其新疆的文化传统。我可以说你的力量感，还有那些外在的东西，都在消解中国的汉文化传统中的内敛的、不张扬的。你的作品，无论是它的幅面是大是小，关键是画面的饱满、厚重，你对色彩、材料的把握也是到位的。在我们接触到的艺术家中，你的表现体现了你的特点和个性。我们也了解从海外回来的那些艺术家，包括冯良鸿、孟禄丁等等，都不约而同地转向抽象，而他们的抽象都和他们的海外文化背景有所关联，严格来讲你处于抽象、意象之间。

冯博一：接着刚才的话，比如你强调力量，我是觉得力量感本身怎么界定呢？比如说我觉得西方有西方的力量，东方有东方的力量感，这个是怎么界定的？我觉得你的画特别饱满、力量感强、张力很强，但是不是特别内敛含蓄的感觉，很奔放，就是对力量本身应该是怎样理解的。我觉得西方比较理性，比较发散，力量感和东方的力量感不一样，东方显得比较内敛，我觉得你的画更像西方，象征也好、符号也好，我想问你怎么来通过你的创作来做，因为你一直在强调到了澳洲之后你画的画有了变化，澳洲还是一个西方的国家，我还是觉得中国人，包括我觉得整个东方一直在面对西方，包括文化，包括其它等等。

帕拉：我觉得我在西方画东方，在东方我也有新疆文化的特质。新疆文化传统中有很多原创性、交融性的东西，既区别于东方也区别于西方，创作有自己的思想根源这一点很重要。

王春辰：整体的气质、精神上的分析起来的确有这种感觉，也就是新疆感。建国以来中国美术是否形成了一个新的传统？譬如说到新疆，既有漫歌漫舞、天山风景，还有我们内地的很多画家包括吴作人等等一批人都到新疆写生过，他们的画作给你带来的感觉是柔美的、唯美的、安祥的、和平的。但是你作为一个“原生”的艺术家，来自新疆本地的艺术家，你的创作却不是这样的。作为你这样的艺术家，你的感觉肯定是特殊的，这个特殊性只有我们近距离的观察和到位地去描述它、阐述它可能才能发现其中的价值。

冯博一：王春辰的说法很好，那么多人在描写新疆、西藏，其实好多都还是浮浅的，还是有一个中原文化的视角，而真正的新疆文化或者新疆艺术是怎样的？这一点其实是需要我们深入思考的。此外，我有一个问题，你从新疆到西安，又到深圳，又出国，几次迁徙，文化游牧，这么一个过程，对你艺术风格的形成和阶段性特点之间有什么关系？

王春辰：这可能是主流文化对边疆文化的同化，正面的就是同化，侧面的可能就是异化。

帕拉：关键是彻底地找到了一个完全释放你的自由感。特别对艺术家来说，你接受过严格的家庭教育和专业训练，突然到了一个新的地方，没人管了，完全取决于你自己，这样会有一个释然的感觉，找到了思想的自由和内心的真实。于是画画的时候就不再去考虑何种是学院的方式，或者何种是专业的表达。澳大利亚有位大师叫普洛哈特，他跟我关系很好，已经去世很多年了。他从来没有受过系统教育，他的画有的时候你感觉到完全是自我发明、自我创作出来，只是在他的早期绘画中受到了欧洲现代艺术的些许影响。

冯博一：多少有点儿原初、原始的爆发，内在的没有受到过所谓文化的干扰、冲击。

王春辰：在你的成长里、你的个性里有没有同样的东西？

帕拉：应该有。由于我们出生的年代和成长的经历，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禁锢，所以特别期待那种自由和本质的东西。

王春辰：也有这种苦恼？

帕拉：有这种的苦恼。在创作上找不到自己的归宿感。毕业以后我开始画水彩，参加全国美展。这些作品使我对油画有了新的看法。油画也可以画成流动感的，和水结合的样子，形式感非常强的。而到了国外以后，我就彻底放开了思路。

冯博一：假设我作为一个陌生的旁观者或者是一个观众，比如我看这张画看不出你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我觉得全球化是不讲究这个的，但我一直有这个困惑，就是你太有身份感和地域性也不行，你要是一点都没有也不行，我所说的行与不行不是说符号化，不是一定要梳辫子才是清朝，画天安门才是新中国，不是的，还是内在的东西。

王春辰：冯老师说的是一个现象也是一个问题。回到我们今天的讨论，当代艺术的核心问题之一就是艺术家作品和自己身份的关系。看你的作品确实是这样，我们假设如果不说明你是哪里人，观众会说这是一个很西方的或者是很国际化的艺术家，是很符合国际语境的艺术作品，和中国传统的以及中国现有的那些我们常见的都不太一样。其实我倒是觉得很好，也许这就是问题的另一面，我们经常说今天创造的文化应该是什么面貌？像你说的加一个符号就代表中国的今天，也许问题就在这里。我也有这种体会，在不同的环境确实受到了不同的影响，像我自己，在某地呆不下去，那种感觉就像死了一样，我就必须逃离那里，这真的是环境对你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