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无需介绍，你也能大致想象出这次活动的内容是什么。这个周末属于影像，属于一群来自台湾和内地的当代录像实践者和研究者，属于放映、报告和讨论。但你无法想象的是这个周末究竟有多溽热，似乎连空气都在流汗，以至于放映的中间不断有人在若明若暗的投影光线下睡去，突然，笑声或某个一下子插进来的大嗓门，让他猛然醒觉，环视四周，抖擞精神加入到正在持续升温的讨论中去：录像到底属于行为还是影像？摄影机是器官的延伸还是工具？ 创作中的主体是可以被担保的吗？而主体的经验又是如何被描述、被理解、被正确？……

而按一种或许是“正确”的方式来表述：这场名为 “从电影看：一个台湾当代录像艺术的电影周末”的论坛，作为“从电影看：当代艺术的电影痕迹与自我建构”展览项目的台湾部分，以展间论坛的形式替代在展览项目中台湾部分的参展缺失，更是对常规影像艺术展览中展示播映形态的有意规避和别样探索。为期两天的论坛穿插放映、报告及圆桌讨论，由展览台湾部分策展人黄建宏教授策划，邀请袁广鸣、崔广宇、王俊杰、吴其育、苏育贤、周育正等台湾影像艺术家到场，和来自大陆的同行、学者、策展人及艺术机构工作者首度直面交流。论坛所企图生产的乃是“录像”的双重社会意涵，一方面是录像创作与文化批判之间的真实布署，另一方面则是以论坛将录像的思考转化为社群沟通连结的现场。

当然，没有人会用一种“正确”去排除另外一种“正确”。现场的感性重温也只是为了还原诸多议题和疑问被激发、乃至被反拨的那个起点：一种活化的氛围。正如黄建宏在策展前言中所说，录像在今天成为批判“文字论述的量产与空洞化”的利器，但它并非真的与语言决裂，而是在不断地试验着与语言之间生成新连结与布署的可能性。在我看来，这个将作品、作者、观者和论者齐聚于现场的论坛，它所生产的正是在影像的 “现身”和“说”之间构造各种新关系的可能性：无论是试图弥合二者与生俱来的落差，还是将这种落差加以揭示和使用。因此，概念上的辨析或清理，发生学或分类学的研究，它们只是服务于如何更加有效、积极、切实地去“说”，去活化影像所连接和延伸出的各种关系，去落实影像的 “现身”所生发的各种意义。

因此， “从电影看”的论题，并非框定讨论的位置与起点，而是作为引子，借用电影的经验打开更多言说的可能性。在论坛的开场部分，来自台湾的研究者黄建宏先就录像及电影的关系、台湾当代录像的状态作一简要铺陈，娓娓道来：从电影看录像的主题，在他看来，应是一种更细致，更具延伸性的思考，而不是以此划定电影、录像或电视等概念范畴并一一加以追究。录像并不适宜被当作一个同电视或电影分立的范畴来看待，这三者的关系实际上呈现为某种流动性和持续的张力。作为一种个体生产，录像运动的起点，正是对电影电视的集体生产、以及周遭媒体环境和经验的某种回应。录像的创作活动，正是在这些影像环节中活跃和流动。电影和电视同录像之间的潜在关系，在文化经验的层面上，体现为电影电视等影像语言的渗化、转移和挪用，影响到录像创作者经验的表述和链接；在生产模式的层面上，体现为近年来录像艺术的体制化，以及对这种体制化的反省和行动。黄建宏也坦承了他对于录像研究的期待和想象：“录像的研究有可能捕捉到某一个特殊的个体，用怎样的一种想法去面对一种集体性的影像环境”。

这在随后的讨论中引出内地学者高士明的“一点点不同意见”。在他看来，影像的问题将之作为媒体研究的对象去考量，而在于如何把作品自制的政权解码开来。这个打开并非通过作者，而是就在作品的本身的结构上完成。因为，若将当代艺术中的录像或影像生产理解为首先是个体对于影像环境的态度和应对，那么，实际上无论是电影的工作者，还是当代艺术的参与者，在今天都已无法担保这个所谓的“个体”。或许，在影像生产及观影经验还未被院线制度或电影工业所俘获之时的某种 “前电影”状态，在同当代艺术中间不断进行的自我批判和自省结合之后，可以打开一种新的影像行动的可能性。黄建宏对此的回应是，虽然在今天个体已经不可能被担保，但用个体去研究仍有其意义。作为创作者的个体，和作为观者/研究者的个体都是社会结构或体制的一部分，但艺术家的创作行为可以在某个特定的时间点跟状态里，使人们的认知突然发生转折。个体的担保也许不是一个具象的、实体的保证，而是在瞬间产生。北电的杜庆春则干脆提出，也许这个问题的前提都是可以取消的。如果关于语言学或个体上的田园时代、以及未经现有观影经验沾染的“前电影”的存在等预设都不存在，或成为一个神话，那么讨论和思考又将如何进行？

同样，黄建宏对于台湾录像脉络的梳理亦激起大陆同行对两地录像艺术的发展及状态的比对。他以 “诗意经验”“影像自身”“身体编码”“无身体”四种样态对台湾当代录像做出描述，分别指向艺术家如何对电影叙事和影像直觉进行挪用，如何对影像构成和本体做出思考，如何以影像的操作呈现某种跳脱语言框架的身体感，如何以影像消费者的身份进入影像的生产和再度消费中去。其中，潜在的是一条时间上的线索，和阶段性的发展关系。“诗意经验”，在杜庆春看来，更像是电影的“古典时代”，电影虽然可能会被工业化，但本质上仍是作为作者自我表达的媒介。“影像自身”则融入更多对意识形态生产机制的反省和批判，对应着五六十年代之后，电影媒介的作者含义和工业生产、意识形态含义之间生成的一个交界地带。“身体编码”和“无身体”则像是后现代影像社会的生产环境下的状况，一种创作主体在既有的影像传播机制之中的潜移默化，以及对现成影像语言的娴熟操纵。以此反观大陆的当代录像艺术发展状况，这种潜在的时间轴线却是不存在的。杜庆春用“压缩式现代性生产”来描述大陆的状况：缺乏清晰的历史阶段的对应，而是极端的时间压缩。大陆的当代录像已经大量地出现纯粹影像文化及大众文化的宣泄式操弄，一种无身体的游戏；另一方面则是在整体上缺少关于传媒工业及影像环境的冲击体验及反应的创作。因此，大陆的当代录像发展更像是在极短时间内迅速膨胀的“脉冲”。

让两地的研究者一致认同的，是录像艺术所面临的体制化局限。论坛前言已经指明：“……视觉讨论的研究型展览也就成为录像电影展的基调。这种论述权力无疑地是由欧洲艺术体制所垄断与主导，与此同时，这种展演形式也成了一种文化产业的制式商品规格。”在现场的讨论中，黄建宏特别勾画了对录像展出方式的思考，他所希望尝试的是一种显现的空间，录像在其中不是作为被看的影像或记录的文件，而是提示了主体在这个空间中的存在；主体不再是仅仅依赖于影像中再现的空间去定位自身。除了展间论坛的尝试之外，当代录像的展出或许需要改造整个展场的空间概念。董冰峰也补充说明了整个研究项目的原始出发点，就是对当时高度的市场化和体制化的国内录像艺术的一种不满。大量同电影经验、装置、机器、影片创作相关的录像作品纷纷出现的时候，一种常规的展览、研究或批评的方式已经无法有效地覆盖和论说，而这个项目便是一次突破或迂回体制包抄的尝试。

而所有的“说”，还是要以影像的“现身”为指归。来自传媒大学的陈卫星在此前的讨论中提出录像艺术“画面还是行为”的问题，录像艺术究竟更像是视觉元素的组织和动员，还是一种行为和过程的表达及展演？就此，或许崔广宇的系列作品给出了部分说明。从早期的“天降甘霖”，“十八铜人”，随后的“系统生活捷径——城市精神”，以及“隐形的城市”，四件新旧作品的连贯放映，将个体对于周遭环境和事件的行动及回应加以强化、放大，影像的组织也完全服从于行动的过程及逻辑，但行动却并非这些作品的最后指归。崔广宇称他早期的作品更像是遵循一种“行动记录”的模式，而在06年参加利物浦双年展的“隐形的城市”系列当中，他的创作模式开始慢慢转向，由行动的记录，转为方法的呈现。创作者在应对周遭环境、探索个人与环境新关系的可能性、以及试图发问和点击生活中隐蔽问题的过程中，逐渐寻找到和演练出一套个人的方法，而他的录像作品正是对这些方法的一个呈示。在回应高士明对其作品中动作及程序排演的“熟练性”的疑问时，崔广宇讲得很实在：这些创作对他而言更像是一种对于生活和经验的研究，这里面试图给人看的也许只是某种方法。若在研究的角度来看，“熟练”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可以说的过去的。“第一次的方法试验总是很累的，但是第二次就会好的多，这就是我说的捷径”。崔广宇承认，这种熟练当然会丧失某些东西，但同时也有打开其他东西的可能。对他而言，是否以“艺术”去考量这些作品并不重要，虽然他也从中获益不少，但“（这些作品）我认为只是跟生活经验有关系，有一些人有遭遇到那样的东西，有一些人觉得没有，有一些很厉害的人用社会学或者其他学术的方法看这些”，而他只是运用了自己的资源和方式，以自己的眼光去打量生活，并用一种方法呈现出来。至于这种方式和结果是不是“艺术”并不是他所挂怀的问题？“其实我和艺术性不大有关系”。崔广宇说。

袁广鸣的作品展示则在某种程度上直接触及和诘问到活动影像、以及媒介的本体，探讨画面、载体、运动与时间性的种种关系。1985年，他的第一件录像作品翻拍了米勒的“晚祷”，5分钟的时间里，屏幕上展现的是画册上的一张照片。7年之后，他又用另一种更为复杂方式逆转了这个关系：用录像机拍下画册上的照片，在电视上播放，再用照相机拍摄下来，最后再输出到画布，在最终的画面上还能清晰地看到电视屏幕下方调节音量的标记。在他出国后的创作中，载体的转换逐渐让位于对于影像本身的关注和兴趣，一种具有吸光性和在黑暗中释放光线能力的材质“月光粉”，与录像结合，成为他试验人类感知经验的载体。而在《经过》、《漂浮》等系列单频道作品中，他通过对简单动作的回放，或重复，或向前剪辑，试图捕捉空间的相对性。袁广鸣承认自己没有所谓电影或录像的困惑，只是把二者都看作一种工具，一种方法，以捕捉和制造动态的影像。这种态度最后造就游走于画面和活动影像之间的《城市失格》系列。做录像已经有点腻了的袁广鸣，希望尝试着做一些平面的东西。他选择台北闹市区的西门町为对象，用最高级别的相机拍摄，过程持续了一个多月，每天，袁广鸣都会到同样的地方以同样的位置拍摄几张照片。这200多张的原始素材几乎全被加以利用：艺术家所要的效果是最后的画面上没有任何车和人，方法则是通过计算机的编辑，不断重复剪掉和贴上的动作，抹去原有的活动物体，填补上来自另外一张“同一场景”照片中无车无人的片段。在这个过程中，平面图像和活动影像，实体空间和抽象时间，发生了奇妙的混淆和反转。“我想做平面的东西，可是我在photoshop剪的时候，这么多类，这么多涂层，让我觉得那些人和车都开始动来动去的，根本就是在做录像，只不过唯一的差别是录像中的这些格数摊开来，线性时间要刨除去。最后就是把这些格数叠在同一张照片里边，把几百个时间碎片压平在一个平面上，造成一个影像，但是这个影像似乎又比真实的影像更真实的感觉。”其后的试验中，袁广鸣将这张“无人”的西门町照片反复使用，他将照片复制成 1024×768的比例，然后在投影仪下从左下角向右缓慢移动，并用电脑播放出来，整个过程将近12个小时，虽然这部影片让观众最多只能坚持3分钟，袁广鸣还是很高兴，因为“没有用录像的方式，却达成了活动影像的效果。”

这种对活动影像及感知经验的深度触碰，很难用语言来捕捉和论说。而这正是关于影像自身的实验所追求的。而这个影像自身究竟是什么呢？语言无法给出回答，只有影像自己的“现身”在“说”着它自己。袁广鸣用德勒兹的一段话作为比方：好的文学应该像是一种外语，好像知道，但是又没有完全掌握。而影像也是如此。当然，对于这样的实验和结果，恐怕难以造就大批社会学、图像学、文化批评等连篇累牍的理论阐释与辨析，但，或许正因为如此，影像完成某种了“文字论述的量产与空洞化”的批判，同时打开着我们的生命经验。正如论坛前言所点明的，在这次作品、作者、论者和观者的集会中，“召唤”恐怕是最大的共同期许。也许，它正是某种未被语言俘获的未知。

“从电影看：当代艺术的电影痕迹与自我建构”台湾论坛
一个台湾当代录像艺术的电影周末
策划：黄建宏（台湾）
主办：深圳OCT当代艺术中心
协办：北京大学视觉与图像研究中心
论坛日期：2010年7月24至25日
论坛地点：北京大学建筑学研究中心
论坛日程：
第一场 “从电影看”的论坛接龙
论题：展览与出版、影像与文件、空间与平台
主持人：董冰峰
发言人：董冰峰、杜庆春、黄建宏、朱朱、朱青生、高士明、邱志杰、陈卫星、曹恺

第二场  如何现身？如何说影像？
论题：台湾艺术家的电影经验与影像观
主持人：黄建宏
发言人：王俊杰、袁广鸣、崔广宇、周育正、苏育贤、吴其育
第三场  圆桌会面（内部）
论题：影像交流（电影－录像、华人间）与行动（影像形态）
主持人：朱朱
发言人：汪建伟、陈劭雄、朱加、曹恺、蒋志、皮三（王波）、史文华
第四场  打开影像
主持人：杜庆春
论题：影像的未来性、华人影像的特殊性、影像教育与影像生产
发言人：黄专、费大为、高士明、邱志杰、左靖、朱日坤、陈小文、楠楠、黄建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