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化、城市化和全球化是中国当代社会三大主要特征，也是中国当代文化三大核心课题。从世界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工业化和城市化则是两个已然陈旧的话题，只有全球化是当下世界各国人民共同面临的全新课题。流行的俗语是，全球化既是挑战又是机遇。毫无疑问,对于中国当代艺术而言，只有那些表达了人类共同心声和普遍关切的艺术家及其作品才能获得世界艺坛和世界民众的认同和共鸣。

在全球化时代，人类在文化上正在趋同，全世界各民族正日益接受共同的价值、信仰、方向、实践和体制。这就是奈保尔所说的“普世文明”的出现。尽管在亨廷顿看来，这种“普世”的文化不具备实现的可能性，但是在全球化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之下，文化的传播和辐射力却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主流与非主流，中心与边缘，全球化与民族性，这些问题也始终纠结在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过程中。本土化是否就是要亮出“中国牌”，当民族化被简单地等同于肤浅的符号和元素的时候，我们是该甩掉那种文化狭隘主义的沉重包袱了。如何抛开狭隘的民族情结和爱国主义去谈论全球化与本土化，这便是本辑《批评家》在“理论前沿”栏目中研讨的问题。

本部分共收录6篇文章，作者分别从不同角度进行了阐述。美学家彭锋的文章《有关全球化时代美学和艺术的思考》从美的普遍性这个古老命题出发来探讨“超文化美学”的现实可能性。夏可君在《中国当代艺术的普世性》一文中分析了普世价值观在中国当代艺术中的种种呈现方式，并对这类创作予以积极评价。面对以往诸如“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样的论调，梁蓝波教授在《艺术领域中的“后现代国际主义风格”》一文中这样回应：“族性文化和艺术是很难蔓延到全世界的，之所以有些能蔓延是因为它经过了一个被改造和被重新创造的过程。”他在文中也用具体艺术家的创作事例来证明这一观点。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相互的影响是必然的，王瑞芸即谈到了“东方思想对于美国当代艺术的影响”，而基于这种相互作用，在美学层面上建立一种基于无共识之上的“审美共识”便成为了可能。正如廖邦铭所言：“今天在这里论及当代艺术世界主义和民族主义问题是否也是一种文化民族主义虚妄的症候反应呢？我希望的是，如果艺术批评理论界对此类问题的讨论能够显示其某种积极性，即对之进行合理的解析清理，那么，无疑会对中国当代艺术目前以及未来文化生态环境产生良性作用。”而这正是我们的初衷。

王小箭用很多事例深入浅出地陈述了中国人的“焦虑”，他同时指出，爱国主义本质上应该是一种“强国主义”。我们只有将目光转向自身，当代艺术成为一种“内需”的时候，所有关于身份、落后、创意的焦虑自然会得到救治。同时，为了明晰文化霸权的存在，王南溟谈到，后殖民主义批评就是要指出“西方文化霸权使中国艺术家的创作失去了自由，从而如何有‘互为主体空间’将艺术的自由权利还给中国艺术家，或者说我们能够真正地‘文化游牧’”。 《1980年代艺术之争的影响》是青年学者梁舒涵译自艾莉森•皮尔曼（Alison Pearlman的文章。文中陈述了1980年代主要的批评家以及重要的批评语汇，这篇不算长的文章可以成为继续深入追溯的线索。当我们一再反思和追问，批评为何在当下失语？或许1980年代的批评界会带给我们一些启示吧。

本辑主编  王端廷
2010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