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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龙:克服电视的坏毛病

王小龙导演在上海电视台节目审片室接受《艺术世界》的采访 丁宁|摄

丁宁|采访

王小龙,1954 年8月生,海南琼海人。现为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SMG)艺术人文频道首席导演。写诗,可以留作纪念的诗不足百首,希望有生之年凑个整数。现在是上海广播电视台艺术人文频道首席导演,作品有纪录片《一个叫做家的地方》、《莎士比亚长什么样》等。DISCOVERY 亚洲电视网第二届、第三届“新锐导演计划”评审委员。2004 年韩国 EBS 国际纪录片节评审委员。2003 年至2010 年上海电视节纪录片选片组成员,MIDA 导演计划评审委员。

“换一支笔吧。这不是我的言论,是吴文光说的。我跟他的区别在于,他是体制外,可以自由选择;我是体制内,一个职业选手。”从上世纪 70 年代的自由诗人到 90 年代的上海电视台首席导演,王小龙始终把纪录片的主角设定为身边的普通人或是平民老百姓。可能是生活中的低调影响了他的纪录片创作,使得他喜欢把镜头对准那些他感兴趣的人和事,尤其是正在发生变化的事件。他的生活很简单,白天除了睡觉和剪片,一般都不轻易出门,他说要在这个行业里有点成就总要付出劳动。王小龙在“电视台导演”的状态里工作了不下十年,这是他能感受到的某种自由状态,而创作总是给予他鼓励和激情,仿佛经历了 80 年代末期之后,体制内外的纪录片人都走到了一个新的方向上,相互搀扶着如同受伤的老兵。

从不担心收视率

要说对电视的认识,我想大家都清楚,所以没有什么寄希望于它的。我要说是悲观的,恐怕不太严格,你只能说不乐观。从来也没乐观过,但确实悲观是谈不上了,因为它就是这么回事,一种不得已而求其次的心态。中国的纪录片主要还是以电视为载体或平台,既然如此,你要克服电视的那种坏影响。哪些影响呢?比如那种娱乐化的东西,俗不可耐的影像语言;你要克服那种急于给人一个答案的做法。身在电视台,要克服这些影响是不容易的。你成天跟这帮人混在一块,都是一些过度亢奋的人你明白吧,时间长了你姓什么叫什么都不知道了,你自己也糊涂了。你以为全一样。怎么一样?这都没法坐在一起谈一件事的。这个很不容易,而且在电视台你主张要搞有一个影片观念的纪录片,这很难。你问我对纪录片有什么了解,就是它像那么回事,作者必须有一部影片的观念,是吧。你在拍什么呢你?就这种态度应该有。

你会发现电视台很多领导都说自己热爱纪录片,但传媒行业是一个怪物,不受个人意志所左右,它的运转、考核不会讲究特殊的,对纪录片部门也是没有例外的。尤其现在是一个急功近利的年代,媒体为了生存把收视率放到一个很高的位置。如果你真是从观众出发,充分地尊重观众,那我也认可,现在这个收视率指标根本就是不可靠的,是某个垄断机构发布的,我怀疑它的可靠性,确实有好多不科学的地方。

纪录片《莎士比亚长什么样》截屏 王小龙|图片提供

我们做纪录片倒是从来没有担心过收视率的问题,尤其是本地选题在本地的收视率。03 年的时候,我们做纪录片《婆婆妈妈》,原来这个导演只是去拍 2 万户动迁,粗剪完片子给我看。第二天我对导演说,从现在开始你的时间不受限制,组建一个纪录片组,需要什么费用你打报告,把这个片子拍下去。这一下就一年多,再加上做的一年多,就是三年。这是国内第一次把纪录片做成像连续剧一样,总共 12 集,一集一集剪,做得他焦头烂额。这个片子连播两个礼拜,每天的收视率都很好,搞得比电视剧还好,所以不存在对收视率的担心。

作为电视人,我为上海有一个艺术人文频道而自豪。当初它是牺牲了 2 亿的广告费来做这个,说明上海有这个市场基础和实力。当初创立这个频道的初衷绝对没错,跟你们《艺术世界》的追求差不多,但问题是艺术人文频道三年来,领导的批评是面目不清。现在面临改版的新口号是“新青年、新感受”,具体要看未来的发展。中国的艺术频道从来没有达到过德法电视台的程度,Arte 是连广告都没有的,排版方式也很奇怪,它是按照节目长短自由编排,所以 Arte 的电视节目表没有横向的时间线,而我们很讲究这个版块的时间表,很难同等考量。

莎士比亚长什么样

进入艺术人文频道以后,我参与了好几部跟艺术相关的纪录片制作,比如《安东尼奥尼与中国》、《李查尼与长城》、《怀着爱和凄楚》,还获得了意大利视觉国际影展最佳纪录片奖。这些片子其实就是在延续传统艺术专题片的路数,表现的都是艺术领域的大师嘛。我在想什么时候能抓到普通人跟艺术产生关系的题材。说来也巧,2006 年我哥们给我推荐了一个新疆的熊老板,他无意当中买回来一副莎士比亚的画像,说是真迹,我说你喝多了吧,朋友说你去见一下给他壮壮胆,或者帮他拍部片子提供点依据。我就在东华大学招待所,跟他谈了10分钟,决定要拍这个人。当时英国国家肖像馆发起“寻找莎士比亚”的活动,它拿出来比较可靠的6幅画,想找出哪一幅是真的。后来我们慢慢知道了,肖像馆搞这活动的目的是就是想证明他们收藏的是真的,别的都是假的。那 6 幅画放在你面前好玩了,都是疑似面孔,那根本就是6个人啊。后来我想这个新疆老板也有道理,我又没说我这幅就是莎士比亚,我是第 7 幅可以不可以啊。最开始他没说自己是真的,是随着请教专家,一点一点了解后改变说法的,变成了唯一的。因为事实是那6幅年代都不过关,都是在莎士比亚死后才诞生的。只有他那幅的年代是莎士比亚在世时期的。问题是究竟是谁画的,画的是不是莎士比亚又很难说,所以那片子讲的是一个常识问题,画像的真假不重要,它讲的是一个思辨的问题,在这个世界上,确实有一些事情,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片子到结尾也没肯定他的画是真是假。

在片子里我们被英国国家肖像馆踢出来,在破旅馆里光着膀子吃烤馕。说实话在欧洲兜一圈被人家打回来,那点素材我也能剪一个片子,就是一次徒劳的寻找。但是我一直没动,我感觉是要等,基于我对这个对象的判断。你注意到熊老板眼光的亢奋没有?碰到这样一个对象是我的幸运,这样的片子已经成功了一半。真的这个我有把握,后来果不其然,怎么请来一个英国专家到乌鲁木齐做鉴定,给了你一个结尾的东西。但老熊没敢叫我去,他不知道这个专家会说什么,当地请了一个拍结婚录像的人摄影。我从来没有用这么少的素材剪一部纪录片,《一个叫家的地方》有120本60分钟的带子。这次是把那两本婚纱公司拍的加起来只有14 本素材。后来他们又去意大利找两个卖画的古董商是拿手机视频拍的,我都用了。所以这部片子一会儿16比9,一会儿4比3,一会儿高清,一会儿相机视频,还有照片,我什么手段都用上了。后来我们在上海影城放映这片子,作家协会去一帮人,王安忆、陈村、孙甘露都去了,笑啊,他们说真好看,我说我能让您开心一下午,我就值了。

这也在于我们对纪录片的认识,你可以蔑视那些拿技术来吓你的人。我就是这么做了,怎么样吧。第二,特吕弗说过,好片子是在剪接台上抢救出来的。你就这点了,你也别遗憾了,你怎么办吧,怎么看你变魔术吧,变得好一点,所以才出现了现在这个风格。我还是主张客观的,几乎不跑出来说话。这部片子我的话多啊,一部片子里怎么会有那么多的语言,没有办法,素材不足。我只能这样,用这种反讽的,一本正经的调侃。方法是从素材来的。

电视里唯一能称得上点艺术的,就是纪录片

90年代开始呢,也是央视那帮人出于市场考虑,搞出了一个“栏目化生存”的口号。你听听这是什么玩意儿,还说是为了争取纪录片的生存。现在我们知道了,你要栏目化,全体人员的命都搭上去了。一周一期的周播节目能怎么要求深厚?我可以理解这个口号,但咱们要从不太一样的体制说起。比如以英美为代表的先进国家,他们的电视台也不会养一堆做纪录片的人,纪录片都是社会上的公司、个人去做的。电视台是收购,或者他们有这么一个主意,掏钱请你来做。但是你不要低估了西方国家文化基金的作用,它并不面向所有人,如果你值得信任,如果你在某个影展上获过大奖,基本上你要争取基金会的支持就很容易,这是一个很强大的力量。我们国家有也有基金会,一般来说它支持主旋律,而我们纪录片一般来说旋律不那么主,它很难支持你去拍这种平民纪录片。事实上,电视台应该承担起这个责任,你就是纪录片人的文化基金,至少你还处在一个相对垄断的阶段。你不要说你经营的怎样怎样,你的广告收入是由你的垄断地位决定的,人家不投放你投放到哪里去呢?所以你要尽一点社会责任和义务,你要起到一个文化基金会的作用。电视台里愿意做能够做纪录片的人永远是那么极少数的几个,因为它对一个人的品质要求也很高。你是一个大的文化传媒企业,你应该有这个气度和能力,但问题是从央视到地方台这个空间越来越小,可能这是市场经济必须有的阶段。如果90年代的热潮热得有点过的话,今天的沉寂我认为是一个正常现象,这样可能有利于纪录片的创作。

数字技术的进步,摄像机的小型化,使纪录片不再神秘,谁都可以去拍,这真是好事啊。你这么大一个国家,形形色色的现象,你不能就这几个人拍,这是不对的吧。因为纪录片人必须相信,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我们做的就是研究人,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个人都值得拍部纪录片。但是不可能,中国人太多了,你只能去挑。再说,现在该死的观众胃口都吊得很高,按说是一个人的日常生活都应该构成一部纪录片,但是不可以,没人愿意关心他人的日常生活。你必须找。我这个路数的纪录片,过去叫“正在发生的”,现在还得加几个字,“正在发生某种变化的”,即使是这样,很多地方我们也还在缺失,并没有在场。上海的几百万工人下岗,我没看到过一个镜头拍他下岗的最后时刻,怎样收拾干净他的更衣箱,然后怎样走出厂门。很多都没办法拍。我当然知道电视有各种功能,信息功能、服务功能、娱乐功能、教育功能,但它的最高水准就在纪录片上,电视里唯一能称得上点艺术的,就是纪录片。

现在有些人有意无意地把非虚构节目和纪录片混为一谈,明天他弄一个观念先行的政论片,弄一个歌功颂德的纪念节目,他也说是纪录片,因为是纪实手法拍的。这是两码事,拜托不要再这样说了。要是这样说的话,以后咱们几个人闭嘴,永远不要再说纪录片三个字。因为我觉得应该还有点敬畏之心吧,你对你所从事的行当,你热爱的,要有点敬畏心。

80年代有80年代的问题,只是你今天回首的时候,你会忍不住地选择性记忆。你把那些好的东西都记住了,你自己不想记住的那些讨厌的。现在的纪录片创作机会更多,选择更多,纪录片也能让更多人看到。网络是个太好的东西。你把这个窗门打开了,再想关上,不管你是绿坝红坝,没那么容易了。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好处,但是你要随时准备明天发生什么变化,谁知道呢?

80年代中国家庭的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