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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千年的十年刚刚过去，中国历史、或中国的艺术历史惊人的“按照”某种看似约定的十年一周期的频率在迅速的发生着变化。无论是好是坏，是积极的或是难以忍受的，中国已日益成为、不容忽视的决定性的力量，她与全球各国、地区间的关系已经变得牢不可分，互为影响和关系。中国当代艺术，看来也是如此。

回顾刚刚过去的十年，发生的大事之多，确实使人眼花缭乱，新千年最为轰动的“9·11”及延伸事件，似乎只在密集的电视直播中成为一种鲍德里亚所定义的幻象，“虚构的”发生过。与此相比，艺术界每日、每年发生的大事，更多同样是非现场的切身感受，而是被报纸、杂志、网络等等大量媒体化了的事件和奇观，自然是微不足道。当代中国艺术的全民皆知，恐怕是得益于艺术家蔡国强在奥运开幕式上的烟花表演。艺术，一旦必须提升到、和服务于国家政治文化的形象塑造时，毫无疑问，其具备的话语的合法性自然形成一种内化的、意识形态指导下的文化策略，拥有了全新的权力身份及资本运作的绝对合理性。就和我们通常听到风行全国的“创意产业”一样为例。

如果艺术，或艺术产业，能够局部代表国家文化的一种形象，和市场化的先行者，其必然依赖于一种高度制度化、模式化了的内在机制和样态。经历了1980年代、1990年官方的压制和刻意的边缘化后，当代中国艺术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国内各大城市出现的密集的艺术区和大量的艺术从业人员，中国以一种“大跃进”的速度迎来了中国艺术的黄金时代，最为公众刺激的艺术新闻莫过于对“亿元时代”到来的欢呼，即便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还未消退和呈现转机。

同时，对近十年中市场化下的当代艺术的批量生产和泛滥，姚嘉善（Pauline J.Yao）的重要著作《生产模式：透视中国当代艺术》详尽分析和及时批评了这种中国式当代艺术的症兆和危机，但她同时也指出，确实存在不少严肃的当代艺术家，也在试图通过模仿市场化生产和流通规律的，如以强调思考、表现作品制作的“过程”，而非呈现作品的结果：成品，来对盲目的、无序艺术生产的一种否定和质疑。甚至更多的艺术家及团体进行“自我组织”，强调对社会现实的介入和行动的延续性，以免成为西方当代艺术形式的副产品或中心历史经验的“诱惑”。

新年好！

《当代艺术与投资》期待反复检视自身的工作，将当代艺术视为一种“资本化”逻辑下的文化机制，展开研究和分析，从而挖掘和引申出不同的“政治性的”艺术意涵：一种反思和批判。如此，当代中国艺术才可具备独立意识和保持其开放性，不仅对应自身的处境，而且也必要回应全球（西方）的他者论调：一种时刻处于竞争、而又互相依存的特征和现实挑战。

本期邀约的“纸上美术馆：12位华人艺术家”、第6届连州摄影节、杨福东、WAZA小组的社会装置等展览专题和个案分析，是试图通过以上“地区性视角”，来折射其全球化立场下的问题意识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