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忱｜文 戴琰｜录音整理 Jo Ortmans｜图片提供

艺术家是不是教出来的？
如今的艺术教育仅仅是一种学科化、专业化的人才培养？
就像其他学科一样，培养人才是为了最终产生 GDP 吗？

国内不少知名艺术家除了个人创作之外，同时兼任各大艺术院校的教授，但是回顾他们自己的历史，仿佛简单的科班教育并不足以成就其艺术，艺术之于生活，就像一场持久战。

一直都在说，中国的艺术教育面临困境，这既是国内整体教育体制困境的一部分，也是艺术本身发展到今天给人们带来的困惑。就像艺术界曾经的“新潮”与“运动”一样，艺术教育界也逐渐接纳国外艺术教学模式，国际间合作办学项目时髦起来，复旦大学上海视觉艺术学院是国内最早创立“国际咨询委员会”机制的艺术院校，在 2010 年 9 月的第五届会议上，老外们又带来了各自的技术和态度。会后，我们与来自都柏林理工大学艺术、设计与印刷学院、圣马丁艺术与设计学院、法国巴黎高等美术学院、日本武藏野美术大学、纽约FIT时装学院的几位院长和教授进行了交流。

ArtWorld：谈谈贵校聘请教授的原则和聘用期。

乔·欧康纳（John O’Connor 都柏林理工大学艺术、设计与印刷学院院长）：我们有一些基本的原则。他们至少是要有硕士学位，有 5 年工作经验，我们也会更倾向于那些考虑继续读博的申请者。他们需要有一个附有清晰明确的工作经历图表的简历，向我们展示作为一名老师，他的能力以及他对教育的理解，或者是作为一名设计师，对教授设计的看法。并且他们一定要对教育和科研感兴趣。全职教师聘用期为 5 年。

简·瑞普蕾（Jane Rapley 圣马丁艺术与设计学院院长）：我们的教员构成比较不同，45％ 无需签订合同，我们付给他们年薪，他们一般是兼职，并且是自己那个领域的优秀人才。在教学上，他们分阶段进行，一周两三次课程，随着承担的责任越来越多，我们希望他们成为全职的工作人员，参与教学管理，其中的有些人会这样，但很多好的老师并不愿意成为行政人员，所以聘用原则相对灵活。

ArtWorld：学习过程中优胜劣汰的法则是什么？淘汰率是多少？

简·瑞普蕾：对于本科生来说，全日制和非全日制的学生在这方面很不同。通常情况下，在过去的三年里，全日制的本科生的合格升学率在 91％ 左右。

乔治亚娜· 阿皮娜妮（ G e o r g i a n n a Appignani 纽约 FIT 时装学院国际项目主任）：我们的数字和你们很接近，现在选择学生的工作变得非常棘手。

乔·欧康纳：我们在选择学生的时候要尽可能地确保每一个学生都能够完成整个学习过程。另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是，这些学生必须对设计抱有浓厚的兴趣，使得他们可以面对并解决今后遇到的问题和困难。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大部分学生在今后都会一直继续在这个领域里工作。

简·瑞普蕾：正由于逐渐严格的选择学生的程序，我们的升学率也逐年提高。乔治亚娜·阿皮娜妮：我想补充两点，一是我们的课程安排很有限，却也很合理。所以学生需要自己去选择他们真正感兴趣的课程，而不仅仅是按照父母或其他人的意见。同时，老师也很有鼓舞和感召力，能够被学生喜欢，从而让学生喜欢这门课，减少逃课率。这是我们学校和其他学校不同的地方。

ArtWorld：在中国，有很多艺术生源因为英语、数学等文化科目不及格而无法进入好的艺术院校，对此，你们的看法是什么？在你们自己的学校，有没有类似的问题？

简·瑞普蕾：是的，我们也有类似的情况，我们的学术门槛也很多，但是我们发现那些在艺术上有天赋的学生在综合的学习中往往都会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甚至有一些学生因为其他学科的问题不得不终止专业的学习。希望或许有一天我们可以打破这样的标准，改变规则，让我们自己来评判学生。但目前，我们还没法做到。

ArtWorld：贵校中国学生的情况（含台湾、香港学生的情况）怎样？有何建议？

长泽忠德（Tadanori Nagasawa 日本武藏野美术大学 设计情报系教授）： 目前在日本，我们的老师的外语水平还不够高，大多用日语教学，因此对那些在日本学习的中国学生来说多少都会有些困难。

艾苔·莱波斯蒂（Gaita Leboissetier 法国巴黎高等美术学院副院长）：有些学生能够很快适应，在短期内很好的掌握法语，但是还是有很多中国学生不能够很好的表达自己的想法，不过他们都很认真。

乔治亚娜·阿皮娜妮：因为与中国有合作，所以在这方面很有经验，我们发现最近接受的那些来自杭州、上海等地的中国学生在这样一个国际的环境中表现很出色。在做某一个项目课题的时候，他们并不胆怯和拘谨，相反他们很有活力。但是，至于哪些来自日本，哪些来自中国等等，我们没法很清楚地分辨，因为他们有太多的共同点，很国际化。

乔·欧康纳： 我们没有发现中国学生很害羞，相反我们觉得他们在课堂上很乐意取悦教授，他们经常会向教授请教问题。相对于中国的教学模式，这些中国学生到了新的环境里需要意识到并适应这种教学模式，随时向老师提问，用自己的经验去证明，而不是仅仅跟着老师的想法走。

简·瑞普蕾：亚洲学生，尤其是中国学生往往不是很明确自己的责任，而是理所当然的认为这是老师的职责。在选择自己的课题时，他们有时会显得幼稚，不会自己做决定。曾经有一个女生来找我们，说：“告诉我，我究竟该选哪些课？”当然，我们没有办法帮她选择，因为我们没有看过她的作品，不了解她。至今，我们已经接收来自中国台湾、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的学生有二十多年了，中国大陆的学生往往不是很明确究竟什么是必须要自己做的。但是我想在今后，他们有这个能力去处理这些问题，毕竟他们非常努力。

ArtWorld: 办学对你们来说，最大的乐趣是什么？

长泽忠德：在我们学校，我们只是用全身心的投入来对待工作，对待学生，人与人之间的这种感情，孰对孰错，孰真孰假，并不绝对，关键是你的态度。并且需要持之以恒。

乔·欧康纳：我认为最有趣的是你碰到一位好的老师，让你学到足够的知识和使用技能让你能够不需要再上这门课，自己去实践完成你的设计。

乔治亚娜·阿皮娜妮：我认为当你在这样一个充满无限创意的领域里工作的时候，你就像每天在租用自己那样努力工作，这是一件很振奋的事情。这种幸福感会支持你的每一天，而不是像每天外出野餐那样的简简单单的开心，而是一种让你坚持下去的信念。

简·瑞普蕾：当你能够帮助学生找到自己的方向时，当你被学生的作业吸引时，当你发现一个在班上并不优秀的学生找到了自己身上其他的潜能时，都很让人开心。乔·欧康纳：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学生教会我们的东西。曾经有一个课题，我一直理所当然的认为应当是这样，但是我的一个学生在经过两三个月的研究之后向我提出的质疑和改进，我觉得很受用。

（全文见《艺术世界》2011年新年特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