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风窗》：具体做的过程是怎样的?
艾未未：我们先派了一个纪录片组，共采访了二三百个遇难者的父母，或他们的亲戚，让他们谈了在什么地方听说地震，地震时他们是什么状态，是什么时候知道自己的孩子遇难了，当时的反应是什么，后来到学校以后的救助情况是什么，包括提取DNA、掩埋，政府的安抚工作，包括现状。同时我们去寻找这批遇难者的名字。这批资料回来以后，我们发现里面问题太多了。
60%以上的家属在地震之后就再没见过他们的孩子，很多人不知道孩子掩埋在哪，掩埋的时候也没有得到通知。甚至还有很多人认为他们的孩子没有死，是被送到了医院，然后再没回来。什么样的说法都有。很多家长被抽血，去做DNA鉴定，但是后来就没有了音信，再去询问就会受到冷遇。比如说人太多，我们没办法做等等。当做到七八百个人名时，我们觉得必须让更多的人参与这个事情。
很多人都说，他们已经死了你们为什么还要找这些名字。我觉得这是我们对死亡的意识问题。确实，因为一场灾难，有些人死了，有些人活着。那么活着的和死了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什么时候人是真正的死了?是不是只有有了真正的身份的时候，他才算死去?比如，他是谁，他是怎么样死的，他的年龄有多大。那么活着的记忆，是不是只有当这些信息存在时才是可能的?而不是说只有一些笼统的死亡数字。
我认为这是一个起码的伦理问题。就在网上贴了帖子说，我们要做一个公民调查。这个公民调查有几个关键词：一个是责任，一个是真相，也就是事实，还有权利。责任事实上包含着个人的责任和作为个人的群体——国家、政府的责任;事实包含着政府应该公布的事实和我们希望知道的相关信息;权利是每一个公民都有权利去问责政府，监督政府。
宣布了这个事情以后，迅速得到了回应，到现在可能有三五百个志愿者愿意加入，反应比较热烈。我们手头上有70多所学校的名单，根据不同的毁坏程度，做了区域性划分。
《南风窗》：志愿者的工作情况怎样?
艾未未：想做这件事的志愿者有三五百人，最终参与的有100人左右，在那边实际调查的有五六十人。主要调查方式是走访学校和受难者家属。我们曾打了200多个电话给四川省的各级政府，从各地市政府、公安局、民政局到学校校长，还有各个县级的部门，获得了一个统一的回答：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国家机密，或者说不对个人公开。这些信息无法获得，同时也没有一个清楚的说法会在什么时候公开。这导致我们更希望能在今年5·12之前获得比较完整的信息。
尽管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几乎80%的志愿者都有被带去问话的经验，但这些志愿者们，从10多岁到80多岁，他们都非常让我感动，因为他们是中国第一批对民权、对公民责任有觉悟、有行动的人。
《南风窗》：问话是想知道什么?
艾未未：警察问得最多的是：第一，你们是什么目的;第二，你们为什么要拿到这个名单?第三，你们后面是什么样的组织，谁资助你们?
公民问责应该成为日常经验
《南风窗》：公布名单是否孩子父母的意愿?他们的生活会不会因此被外界打扰?
艾未未：这是城里人一种很文明的想法。对于农村的父母，失去了孩子就失去了未来，他们什么都没有了。他们最大的感激就是有人能提起自己的孩子。
有一个叫做杨小丸的母亲告诉我说，孩子刚被掩埋，她就被通知去掉工资单上5块钱的独生子女费。她说，我不想以我女儿的死来换政府的救济，我只是愿意让人们记住我的孩子。我们不会说不尊重他人的隐私。
我曾经说过一句话：无产阶级是没有隐私的。他们已经什么都没有了，他们其实也不需要什么，他们就是需要公正。他们希望问责。而追责并不是非要受到惩罚，我对这个没兴趣。我的意思是说，这是对社会伦理的一种体现，它会告诉大家什么是可以的，什么是不可以的。
追责同样是说，我们的社会不管付出多大代价，即使我们活着的每个人都要付出代价，我们也都要承担。因为这是我们的责任，因为我们的错误，我们损失了这么多，但我们愿意损失更多来挽回我们的错误。
《南风窗》：家属们对你做的事是什么反应?
艾未未：家属们就是哭哭啼啼，感激我们，要我们主持公正。我们主持不了公正，我们只能问清楚名字和信息。
《南风窗》：工作打算持续到什么程度?
艾未未：我说过很多大话。我说过，持续到最后一个人名发现，持续到我还活着的那一天。我希望这是一个日常的工作。对我来说，每天都是5·12。
《南风窗》：对这些名单有没有什么打算?
艾未未：现在已经很奢侈了。我们希望通过这个名单，让遇难者家属感到来自社会真正的尊重，而不只是一些钱，也不只是一些数字和写在砖头上的号码。这种尊重也不仅仅是一座25亿的博物馆，或者灾难旅游的一部分，而是社会能够理解什么是死亡、什么是失去，理解生命和死亡之间的关系，包括我们应该怎样活着。
应该使公民问责成为我们每个人生活的日常经验，是成为更积极、更富有生命力的社会的一部分。没有这个条件，这个社会是不可能发展的。所以说，我们不能把责任都推在某一个人身上，或者某一个阶层身上，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承担。
需要拯救的是生者的灵魂
《南风窗》：你的父亲和你现在的工作有没有关系?他会赞同你现在做的事情吗?
艾未未：不能想象，他从来没有赞同过我做的任何事情。但他也没有反对过我。我父母都没有直接地影响我。他自顾不暇，连我上几年级都不知道。回北京后，我们借住一个工人家里，工人是他的“粉丝”。他恢复名誉的时候，我已经出国了。他的地位，我没享受过，还好没享受过。
父亲那首《他死在第二次》，讲的就是即使用崇高的理想也没办法来替代个人生命的价值。虽然人们一贯给牺牲找到理由，但是那些牺牲的人们我们有多少能记得他们的名字?我非常认同他这一点，所有这些在这次地震中的遇难者家属，他们真正的打击不仅仅来自于地震，而是来自于人们对他们的遗忘，或者是对他们不公正的待遇。这种遭遇会伴随他们一生。
《南风窗》：你对他的疑问“即使知道他们的名字，又有什么用呢?”有没有同样的困惑?
艾未未：这是一个问题。不过我不觉得他的意思就是不要这样做，他所表达的是对一件事情的感伤。当然，我也有这种困惑。但是我们谈一个生命的价值，这些死去的孩子，跟它相关的就是他们的名字、年龄和他们曾经属于谁、在哪里失去的、因为什么理由，这是生命完整的一个过程。实际上对他们的忽视和遗忘是生者，是我们的死亡，是我们对这一价值的一次亵渎。我觉得需要拯救的不是死者，而是生者的灵魂。
《南风窗》：除了收集地震名单，你也参与了很多与公民利益有关的事件，这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或者说，从最早做艺术、做建筑，到现在关注政治，关注杨佳案，这之间有没有内在的联系?
艾未未：我在不同的地方说过，最早我做艺术是对权力的一种回避。我们生长在一个权力非常绝对的年代，没有人敢碰。所有碰过权力的人可以说是大面积地伤亡，不要说是碰，只是不留神地撞到都会出问题。后来去了美国，逐渐认识到维护个人的权利，维护个人情感的基础是任何一个社会所必须，否则这个社会没法存在。
我现在20岁，我是80后
《南风窗》：这些认识是在美国生活的日子所带来的改变吗?
艾未未：是的。美国是我第一次有机会生活在所谓“民主”国度。这是西方所标榜的，但至少在我24岁到36岁这段时间里为我能够修复自己的心理问题，提供了一个条件。那里使我能够自由放任，不说胡作非为吧，至少是没有人会使我的尊严有所伤害。这对我来说很重要。
《南风窗》：美国的经历对你的表达方式或价值观有什么影响?
艾未未：价值观方面多一些。在美国，我们烧烧国旗、游行示威好像都是很正常的事情。大概是1987年、1988年吧，有一次，警察想把我们的公园优化一下，变成一个漂亮的公园，实际上那里是流浪者和嬉皮士聚居的地方，我们不希望他们优化。我愿意他们住那，虽然我不住那。我们就上街闹，刚好我拍了照片，我把照片交给专门监督警察的纽约民主自由协会。这些照片直接导致一个警察局局长的下台，还处分了几个警员。这个运动持续了一年多。
有一天，我回去，站在街角，忽然就很奇怪我怎么在这个城市生活了10年。我也没拿到学位，也没拿到美国身份，有点像个流浪人，因为没有家也没有财产，到现在我也不会开车，该没有的我还都没有。还好，我没有轻易地去依附于某种价值。我空手而去，也空手而归。
《南风窗》：此前在国内你的身份是艺术家，但最近两年你开始关注政治和社会问题，这种转变是怎么发生的?
艾未未：其实我是自然进入的。最初是我在《南方周末》上看到一篇文章，讲钟南山丢了一个电脑，就说还是要保留收容遣送制度。以我的美国经验，一下子就觉得这是最不能容忍的事。如果你们去看我最近的一个展览，就会知道我为什么会成了今天这个样子。中国如果有30万留学生的话，我可能是唯一一个参加过反海湾战争示威游行的。我也是唯一一个在美国本地参加了很多反警察暴力的抗争，还有维权的游行，无论是组织还是报道。当时我的照片《纽约时报》、《纽约邮报》都用过。我针对的是系统和体制，实际上维护的是个人的权利和价值。我在90年代末就已经意识到，个人权利和系统与体制之间可能就是未来最重要的一个矛盾。
《南风窗》：你觉得未来中国社会如果发生变革的话，什么是最主要的推动力量?
艾未未：全民的教育。这一块在中国已经彻底塌方了。所以我们根本不用太多去谈。我多次提到为什么我最信任80后，因为我认为他们是最彻底被教育所荒废的一代。他们是被教育遗弃的一代，这使他们转向了网络。网络是一个机会，杂草丛生，他们进入到荒原当中，有可能发现珍稀的奇花异草，也有可能死在荒原之中。但是我认为至少他们是有可能的。
《南风窗》：未来你会变成一个公民教员吗?
艾未未：公民教员我做不了，我只是在做自我教育。如果我不做自我教育的话，我会失去兴趣。我从我们做名单收集这件事开始，政府的反应、民众的反应、警察和参与者的心理变化，以及志愿者写的报告，他们个人家庭里发生的问题，对我来说都比任何好莱坞大片好看，都会让我或伤感或激动或愤怒或感动。我们出去的过程，要翻山，要过河，有时天会黑，有时会下雨下雪，我不认为我们真的会走到哪里，但你如果不让我们去走、去感受又不可能，因为我们生在这个世界上，有权利去感受这一切。这是我大概能够想象的。
我希望我的行为和我的做法为大家提供一个借鉴，大家可以认为我这个人很无知、很不安分或者很无聊或者很想出名，也可以认为这个人做这件事也许有意义，或者说我们会产生某种信任，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要去做。做和说是不一样的。做事可以很清晰的，有清晰的意图也有清晰的结果。
以后，我准备做一个公民发布会，把我未来要关注的10件事公布出去。我觉得任何一个维权的人，都同时也在维护别人的权益。我现在是20岁，我是80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