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千《仿唐伯虎真迹》
艺术品，无论如何被售卖，作为人类精神产品的特殊属性注定其必须具有艺术性、学术性和历史性。这里，让我们跟随书画专家的学理分析来对张大千的艺术进行一番美学之旅。
大千学古“三熏三沐”</STRONG>
有人将张大千学古人的历程总结为“三熏三沐”：即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师从曾农髥、李瑞清，学石涛、八大，为一熏一沐；20世纪40年代初远赴敦煌，面壁三载，探寻千年人物画之渊源，为二熏二沐；抗战胜利后，重入故都，得董源《潇湘图》、巨然《秋江晚景卷》，日夕冥披，画风丕变，此为三熏三沐。经过这三熏三沐，结果又怎样呢？诚如张大千的自白：“阿好者又以董巨复兴诩予矣。”
张大千将自己青年时期的光阴几乎都“耗”在师古人理法里。作为笔下有石涛、心中有王蒙的张大千，他在为自己能把学到的古人技法流利洒脱地运用到自己的画中，时时不离古人，与古人同游为乐趣的同时，他也深深领悟到“何处着我？”
入古不易 出古更难
张大千深知“入古人不易，出古人更难”之道理。因此，他曾说：“……要凭苦学与慧心来汲取名作的精神，又要能转变它，才能立意创作，才能成为独立性的画家，才能称之为‘家’，画的风格自成一家的‘家’。”
正是在敦煌寻源之后，张大千的画风发生了本质的变化。而这一切则完全是得力于他对敦煌壁画艺术的深入而又精到的研究和把握。敦煌艺术在布局、造型上精密、恢宏、博大，设色上渊穆与斑斓、浓艳，线质上流畅飞动的艺术特征，不仅表现在他的人物画、山水画的创作上，在花鸟画的创作上也同样是非常得体地借鉴了敦煌艺术的精髓，特别是他创作的工笔重彩荷花。这就是张大千的绘画艺术之所以被徐悲鸿先生称之为“为现代绘画生色”的根本之所在。如果没有“敦煌寻源”这一前无古人的壮举，没有对敦煌艺术的广收博取，张大千是不可能成为中国画坛“五百年来第一人”。
泼墨泼彩享誉海内外</STRONG>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张大千的青绿山水画和泼墨、泼彩山水画。张大千的大青绿（重彩）山水画，其渊源来自唐朝画家李思训、李昭道父子，尤其推崇南朝梁画家张僧繇的没骨法，因此，张大千笔下的大青绿山水画（包括金碧辉煌的山水画）气象恢宏、格调高华，使得这一自明末以后走向式微的传统绘画形式在张大千的手上再度辉煌起来。他那种薄而厚、厚而淳、淳而丽、丽而亮的韵致，至今也鲜有人可以望其项背。1949年以后，张大千前往海外，从此一别祖国数十载。但也由此在融合西方抽象绘画美学的基础上，出现了他最具独创性的泼墨、泼彩绘画风格，并从此享誉海内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