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画《父亲》
《父亲》这幅油画,问世已经快30年了。这30年是真正称得上“沧海桑田”的30年。直到今天,仍然不断地有人告诉我,每次面对《父亲》都会被感动。《父亲》确实打动了许多中国人的心,所以当时曾有评论说,这幅油画感动了整个中国,感动了一个时代。
常常会有人问我,《父亲》在那个年代横空出世,究竟是偶然还是必然?作为一个伴随《父亲》走过了30年的创作者,我总是不知如何作答。这正像我的人生,此前曾经有过的那么多次的命运转折,究竟是偶然还是必然?又或者是偶然之中有必然?
上世纪60年代中期,我还是四川美术学院附中三年级的学生。响应“教学面向基层,为工农兵服务”的号召,我第一次离开山城重庆,前往革命老区大巴山区的一个小山村,我的任务是用手中的画笔表现贫下中农学大寨的精神。大巴山自此融入我的艺术和人生。附中毕业后,我义无反顾地前往大巴山区的一所学校,当起了美术教员。我以一个热血青年的忠诚,艺术地品味着大巴山的农村生活,品味着农民们的渴望、无奈、坚韧和执著。
1977年,中断10年的高考制度恢复。那一年我29岁。就在许多人欢欣鼓舞,磨拳擦掌复习迎考之时,我正忙着准备成家立业。但报名即将截止的当天下午,未婚妻给我打来了电话。教育世家的背景,让她在当时能够敏锐地意识到参加高考对我的将来有多么重要。
放下电话,我心急火燎地沿周河爬了10多公里山路赶到县城,深夜时分敲开了老师宿舍的大门。就这样,我幸运地成了最后一名报考者,又从当年570多万名考生中脱颖而出,幸运地进入了四川美术学院。
对于那一年的所有幸运儿来说,大学生活绝对是激情燃烧的岁月。离开了熟悉的大巴山,离开了熟悉的山区父老,那片坚硬的土地孕育的真诚的心灵,也开始在大学校园里无拘无束地燃烧。1980年,我以超级写实主义的手法创作了《父亲》,那时我是四川美术学院油画系的大二学生。这个中国农民忍辱负重的典型形象中,融入了我多年大巴山生活的体验和感情,它在当时的中国画坛引起轰动,评论界认为是当代美术史中里程碑式的作品。
创作过程中,《父亲》三易其稿。第一稿是《守粪的农民》,第二稿是《生产队长》,第三稿是《我的父亲》。从有农民守粪情节的感触,到手持军用水壶的生产队长,再到以刻画领袖人物头像的尺寸来表现一个普通的、也是最典型的农民形象,都是为了圆我自己的一个梦,就是“成为一个专为农民作画的人道主义画家”,用自己的画笔,表达对中国农民的敬意。
1981年,在北京举办的全国第二届青年美术作品展上,油画《父亲》获得唯一的一等奖。其实,定稿《我的父亲》最后面世,还有两个鲜为人知的故事。一是圆珠笔的故事。作品进京参展前,当时的四川省美协领导对所有作品进行审查。看到《我的父亲》时,审查组的领导们整整沉默了半个钟头,他们确实被画面震撼了。但为了确保这幅作品能选送到北京,有人提出在头像左边耳朵上加圆珠笔,表明作品反映的是改革开放后的有文化的农民。加上的竹杆圆珠笔成为后来对作品争论的焦点之一,但也正是这支圆珠笔,客观地记载了当时乍暖还寒的初春的艺术环境。二是作品名称的故事。《我的父亲》在人们的热议中被选送到北京参展,引发轰动,评委吴冠中先生说:“作品是一代父亲形象的概括,何必要限定为‘我的’呢,把‘我的’拿掉,就叫《父亲》。”他的建议得到了其他评委和我本人的认同。
以作品《父亲》为代表的“伤痕美术”和同时期的反思作品,如今已经进入了中国当代的艺术史。那张布满皱纹的脸见证了中华民族的沧桑,养育了那个时期的一代人。今天,大巴山仍然是我无法割舍的艺术之源,当我自己每次面对《父亲》时,也仍然能感受到一种燎人的灼痛。也许正如一位观众所言:“我在这幅大画面前久久徘徊,我身边的观众也黯然无语——看着父亲的苦难,看着艰辛的劳动在他脸上刻下的道道皱纹,看着他身上蒙的尘土和他那碗用来解渴的酥茶,谁还能说什么呢?他让我们联想到我们的祖国,她的历史、她的命运,以及我们——她的儿女们的内疚与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