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陆续逝世的文化老人名单，日前又添上一位艺术界名家。著名画家吴冠中先生于25日夜23时57分病逝于北京医院，享年91岁。这位在民国时期接受中西艺术教育的大画家，是那个时代留存下来为数不多的硕果之一，一个时代，正通过这样的方式逐渐地远离我们。

也正因为如此，今天回过头来审视这一代画家的历史角色与艺术价值，就不得不从他们所经历的时代背景去梳理和发掘。例如吴冠中先生当年所就读的杭州艺专，林凤眠、潘天寿以及吴大羽等等名师云集，培养出了几代画坛英杰。而在民国时期的画坛，其实存在两个主要的倾向，一个要固守中国画的传统，另一个则是要学习西方艺术，个中激进者，甚至认为中国美术传统已告衰落，可以弃之不理。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赫赫有名的华裔画家赵无极，当年在艺专学习时，潘天寿要求他临摹中国古画，他因为讨厌而逃课，甚至公然跳窗而逃。因为他认为传统画已经走上末途，只是不断的重复，不再具有生命力，而要让中国美术焕发出新的生命，必须学习西方美术。

从当年看，吴冠中显然属于当年“西化派”潮流中的一份子，但是有趣的是，他后来虽受益于西方美术技法，但是其后来绘画的主题却始终不离故土与民间。这两大主题，对于他所推崇的鲁迅所在时代的左翼文化人而言，自然是再熟悉不过的了：“民族”和“大众”的文化。他当年受到梵高所言的激励，离开法国，回到局势并不明朗的大陆：“你是麦子，你的位置在麦田里，种到故乡的土里去，将于此生根发芽，别在巴黎人行道上枯萎掉。”此时的吴冠中，甚至还将这次归国自比为当年鲁迅的“弃医从文”。

吴冠中虽经法国艺术的科班训练，但这位从穷乡僻壤走出来的画家，在情趣上显然并没有同为校友的赵无极那样具有“资产阶级情调”，他在回忆录里如此写道当时的心境：“一个穷僻农村里的孩子，爬到了这个西洋寻求欢乐的社会的中心地巴黎，到处看、听。一年半来，我知道这个社会，这个人群与我不相干，这些快活发亮的人面于我很隔膜。灯红酒绿的狂舞对我太生疏。”这样的情绪显然真实而不加掩饰，这也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他要反复强调，艺术要回到“大众”，回到人民中去。

但是，同主旋律画家不一样的是，吴冠中的所谓“回到人民”，并不是回到“歌颂文化”，反倒是带有高度个人化与批判性的，他钦慕鲁迅的桀敖不驯，乃是出于他自己对“独立个性”的坚持。不过他的“民族化”与“大众化”的艺术立场，却并未让他融入“歌颂式”的主旋律艺术体制之中。这让他显得十分孤立，因为“民族化”与“大众化”这两条艺术准则，虽然是当年左翼文化的金科玉律，最后却不幸沦为了“宣传文化”，而吴冠中却要以艺术界的“鲁迅”自居，要以“ 横站”的态度去坚持这一被扭曲多年的艺术立场。颇为吊诡的是，在中国市场经济开展这么多年后，吴冠中的这个略显古旧的艺术立场，却在“官本位”与“商业化 ”的艺术生产体制双管合流之下，因为他的独立性，反倒折射出激烈的批判意味。

他在90年代以来，对整个艺术生产体制不断地进行讨伐与抨击，认为要解散美协与画院，这些机构有如“妓院”，已经沦为权力与金钱的奴隶。这些辛辣语言不禁也让艺术圈外的公众为之一震，赢得一片赞同之声。

仔细想来，吴冠中个人对艺术的看法，无非是心灵上自由发展，绘画上贴近生活，表达真实情感等等，无需多作置喙;在主题上，他受到当年的时代精神所影响，以民族文化与大众生活作为其艺术表达的核心主题，但是却一路看到这样的艺术理想逐渐沉沦、歪曲和变形，因此作为画家的他，只能在公众舆论中不断发声，以“横站”的态度去主动挑战官僚化的文化生产体制，成为了艺术界少有的“异议分子”。

如此看来，吴冠中先生今日所争，并不是艺术理念之分，而是在于“艺术”与“非艺术”之区别，艺术官僚体制将艺术视为“权力敬奉”的祭品，艺术商人将艺术看作是“利润增殖”的商品，这两种逻辑显然都让吴冠中感到气愤与不平，但是其实他自己或许也已清楚了解，这些问题已远非艺术本身所能解决。

吴冠中先生曾说：“我负丹青，丹青负我!”今天看来，前句姑且视为自谦之词，而后一句，恐怕才是他告别人世前最大的遗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