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延文(中央文史研究馆书画院常务副院长、吴冠中学生)

吴冠中先生不仅是一位艺术大师，他更是一名教育家，而且是不可多得的教育家。1979年，吴先生在《美术》杂志上发表文章《绘画的形式美》，引发关于艺术形式的探讨。但这种思想观念的形成，应该始于上世纪50年代。当时，他在给我们上课的时候，就一再强调形式美的重要性。在那个年代来谈形式美，实在太难了。而且在那个年代他就警诫我们：美术家只能与摄影做邻居，绝不能做朋友。

当时从整个大环境上看，以俄罗斯为主的油画创作占据了主流，他在当时就提出油画还是应当以法国油画的传统为主，特别是塞尚以来的诸多流派。对我们的课堂教学中，在画人体模特的时候，他非常在意模特的动作，也特别关注重心的概念。教课的同时，他对自己的创作毫不放松，一年至少要出去写生三到四次，他主张“就地炼钢”，把当地最好的东西收集到一起形成作品。常常是他在前面支起画架，我们在后面跟着写生。这种教法的好处是学生能在实践中看到老师怎么做，从而明白自己如何做。今天在人们将目光更多地集中在吴先生作品价格的时候，其实他对我们这些学生而言，更重要的是他的理念。我们是亲历者，在体会他的绘画创作成就时，也更直接。

他常说自己要艺术，不要命，这也不单单是口号。他特别珍惜时间，也很容易满足。吴先生有失眠症，睡眠不好，因此，晚上是他思考的时候。也是因为睡眠不好，他起得很早，一早爬起来去楼下的公园里转转(后来更多的是陪师母)，就回家画画。他太爱画画了，经常因为画画，把一日三餐的时间缩短得很少，他自己总认为三顿饭，早饭少吃点，中饭也少吃点，晚饭可以多吃。我记得他四五十岁的时候，早饭很少吃，中饭也就是啃个馒头或者吃块糖就解决了，其他的时间都用来画画。他生前一直住的那套房子刚买下来时，他非常开心，觉得楼下有个公园，随时可以去转转;另外就是他觉得这个小区暖气烧得好，很暖和。有一次去老师家，快到饭点，老师非要留我吃饭。说是师母做了好吃的——鸡汤面，让我享受下美味。吃饭之余，老师说有一些毛线用不着，让我带给妻子织件毛衣。记得有一年我陪他去外地写生，我们去吃鸭血豆腐，他开心得不得了，那种满足感作为学生，我都觉得震惊。

形式美、结构、构成、雕塑感这几个词，是他常挂在嘴边上课时跟我们讲的，这也体现了他绘画上的追求。我认为他这一辈子在绘画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上世纪50年代开始，他对油画民族化的探索。这一时期，像《又闻杜鹃》、《扎什伦布寺》都是特别典型的作品。第二个阶段是上世纪70年代，大约在“文革”后期，他开始尝试中国画的探索。当时，原中国书协副主席朱丹为他刻了“荼”、“冠中写生”两方印章，他很多中国画的作品中都钤了这两方印。第三个阶段是上世纪90年代后，他意识到自己的时间不多了，最后的这20年是他创作的一个高峰阶段，创作了大量经典的作品，像《高昌遗址》等。

师母长期身体不好，但吴先生基本不请保姆，始终自己照顾。他曾戏称自己是老伴的保姆。当时已是80多岁高龄的他，一人照顾老伴的吃喝、洗澡、就寝等日常生活十余载。

现在先生去世了，我认为不能将目光更多集中在他作品的价格上，这些作品的价值在将来一定会有一个定论，这毋庸置疑。他的很多观点，让外界看上去，他更像一个斗士，但我想说，这只是一个方面，一个对妻子、对子女、对学生，都非常好、非常负责的人，他一定是一个善良的人，一定是一个好人，他内心中饱含着的默默温存，这么多年都在我们心中回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