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邦达与张伯驹。

徐邦达鉴定了《富春山居图》的真伪。图为留在浙江博物馆的部分《剩山图》。

曾拒绝为汪精卫60大寿作画庆贺

历经百年风雨的徐邦达先生，花白的头发，起皱的皮肤，脸上散布着几块老人斑，看起来与普通老者无异。然而即便是因为呼吸系统手术，失去了言语和行动自由的他，眼神中依然透出一种睿智，孩童般清澈的眼眸。用一同来到故宫的瓷器鉴定大家耿宝昌的话说，就是“返老还童”。

细数徐邦达先生的轶事，不少故事为人津津乐道。“徐邦达先生的不寻常之处，还表现在每当历史紧要关头，他都能作出坚定正确的选择。”据郑欣淼介绍，1941年，徐邦达在上海“中国画苑”举办了个人画展，声誉日隆。1942年的时候，正值汪精卫60大寿，希望徐邦达先生为其作画庆贺，被邦达先生严词拒绝，体现了一个爱国学者的民族气节。1949年初，邦达先生又不为西方物质生活所惑，期待新中国的到来，上海一解放，他就被聘为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顾问，积极投身于新中国的文博事业。

20世纪80年代，艺术品市场日渐活跃，许多古书画佳品被送进了拍卖行。徐邦达对此忧心忡忡，担心文物珍品通过拍卖的渠道“合理合法”地流失。一次，他得知曾流失民间的“清代四僧”之一石涛的《高呼与可》要上市拍卖，便四处游说，希望国家出资买下这一珍品。

恰巧那些天，徐邦达夫人滕芳女士正要见时任全国政协主席的李瑞环，希望政府能为他们的“斗室”想想办法。徐邦达得知，对着滕芳又是哀求又是作揖，拜托她“莫提住房，只提希望政府想办法收购《高呼与可》。”

第二天，徐邦达进门就谈购买《高呼与可》的事：“新中国初期，国家经济比现在困难得多，但仍拨出巨款将‘三希堂’珍藏的三部稀世字帖中的两部买了回来。现在我们更有能力抢救文物。”李瑞环当即表示《高呼与可》应该由国家购买，徐邦达的一颗心才终于落到了肚子里，出了门他拉着滕芳兴奋地说：“我替故宫谢谢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