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下“谈谈吴冠中”这个标题，似乎有失礼貌。或许我应该写“怀念吴冠中”，因为作为一代绘画大师的吴先生91岁刚刚离世。但想来我与吴先生又没有什么实际交情，只是曾经写过几篇关于吴先生的小文字，包括《学习吴冠中》，算不得像样的批评或追捧。

有实际交情的，比如华君武先生，95岁离世，我本来想写一篇纪念性的文字，但总也觉得提不起笔来。绝对不是不想写，也不是没的可写，然而总觉得没有闲暇时间，但如此不管怎样分析起来，又都还是“借口”罢了。华老不愿意参加别人的追悼会，所以他生前遗言，身后不要在八宝山开追悼会，那样既麻烦，还因为让大家欣赏了遗容而最终留下不好的形象。于是，中国文联在北沙滩的新办公楼开了“华君武追思会”。那天，我与张子康兄一起去参加，当最后华方方哽咽地讲话时，我潸然泪流，同时我想了很多。在我与华老交往的一些细节和印象中，华老总是那么潇洒、精神。我收藏着华老的一些画荷手迹资料，并曾为他整理《华君武传记》，现在只愿能尽快编辑出版。

差点就扯远了。还好，世间事物都普遍联系。尤其是一个时代的关键人物，一定是彼此有关系的。中国的“关系”一词，日益被外国人普遍认识到，其中奥妙，国人也并非都内行。关系是生产力。国际关系、社会关系、人际关系等等，几乎等于“复杂”的代名词。“China”一词，在外语中就等于“复杂”。“复杂”有其渊源久远与博大精深之故，而文化之骄傲大概也有此缘由。大脑复杂应该比大脑简单好，也许。

吴冠中先生离世的那天上午，张子康兄来电问我是否消息属实，我说也许。同时我问：是否华君武和吴冠中先生关系不错？有时，老人们一走就是好几个，“同去”，很奇怪。

记得我第一次去吴冠中先生家，也是与张子康兄一起去的。子康那时还在河北教育出版社，找吴先生是关于出版画集的事情。吴先生表情略有点漠然，似乎很疲累、失神，精神不在现场，我猜测大概他还沉浸在自己的画面力。他听讲，若听非听。在子康给他看出版图书的样本时，吴先生的眼睛才开始亮了，开始谈他的画，谈他画面的色彩感，并提议应该怎么印刷才效果好。我记得吴先生的家不大，后来听说也一直就没搬，他生活很简朴。他的画价很高，物质生活可以很优越，但他没有。

1998年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 “华君武漫画展”开幕式上，吴冠中先生也来了。他脸贴得很近地看华先生的漫画，偶尔有人过来拉着他一起合影，他也不拒绝，但表情还是一贯的漠然。我在他身旁跟了他好半天，并偶尔插空说了几句画。当时我问他画不画漫画，他说偶尔也画。我说很少看到你的漫画，他说因为很少画；其实画国画时，画面的安排应该有漫画的感觉。我现在回想起来，吴先生关于画面漫画感的说法是对的。画面感就是整体感，中国画很少重视其中的“幽默趣味”，只顾着讲究所谓的文人气质、笔墨韵致，却在无形中忘记了当下的感受与情绪寄托。

画面的寄托，不应该是太玄虚的东西，应该现实一点、简单一点，才容易理解，容易流传。文化的意义在于交流，交流在于有相互作用。

有一次是在世纪坛开幕的一个关于北京申奥的画展，吴冠中先生也到场了。会后是简单的自助餐，吴先生端着盘子，扎着脑袋拿着夹子找自己喜欢吃的东西往盘子里很小心地摆放。我与他打了一个招呼，他点头回应我，并问我开水在哪里。我领他找到饮水机，并为他倒了一杯水。事后我把此细节讲给我的老师听，我的老师嘲笑吴先生其画“无耻”、其人“寒酸鬼”，并历数了一些无从考证的往事。在我的记忆中，经常遭到我老师嘲弄的艺术家除了外国的毕加索，就是中国的华君武、吴冠中和黄永玉、韩美林。

人的认识是不断变化的，内中就包含着成熟和深入。我当年受时在《北京日报》工作的孙郁先生之邀，写过一篇特稿《当代美术之怪现状》，其中有一句讽刺吴冠中先生的绘画风格，认为一团线条甩上一些颜色点点，“没有任何难度”，是“乱画”。可是，我后来想想，我是偏见了，因为那不是吴先生的绘画全貌。他的很多油画作品，清新、轻松，我很喜欢。而我现在的一些水墨画，画面也是一些墨线和色点，有人说略似吴冠中，我不赞同，因为从笔法到颜色、追求、意思，都与吴冠中先生的风格迥然不同。

2010年5月我在加拿大办画展，顺便在蒙特利尔美术馆举办了一个演讲。我谈到中国的文化传统，以及我对艺术市场的一些见解。有外国听众问我在世界范围内喜欢哪些画家是谁，我回答说是毕加索，理由则是他风格善于变化，没有拘泥在一个模式里。艺术的生命力，就在于不断更新。中国的吴冠中，当然有着不小的创造力，在中国的当代市场，占有重要地位。近来作家卞毓方先生要撰写新著《寻找大师》，其中有关于吴冠中的章节。卞先生寻问我对吴先生的看法，我便把我写过的一些关于吴先生的文字全盘托出。

我最早写关于吴冠中先生的文字，标题是《笔墨等于X》，是针对吴先生“笔墨等于零”的说法而立论。“笔墨”是个概念、名词，假如一定要给它量化，那么也势必因人而异，它可以等于零也可以不等于零，当然还可以等于别的什么。后来吴先生看到这篇文字，夸赞说确实很有科学头脑。2001年在中国美术馆吴冠中和李政道等先生合作搞“艺术与科学”有关问题，我也曾提出疑义，在《北京新报》写了一篇《科学和艺术，岂是那么简单》，因为我觉得，两个领域的问题本来是一个整体，假如认为分离就很难融通，研究者双方都必须是通才，否则就会“两张皮”。2007年吴冠中先生在上海《文汇报》“笔会”上发表了《“奖”与“养”》，提出美协是养了“一群不下蛋的鸡”，一时舆论哗然。我打电话给该报的编辑周大姐询问此事，她说是她约稿并编发的；我说我写了一篇《学习吴冠中》，她让我赶紧寄给她发表以作呼应。可惜，我的文字发出来之后，标题改成了《吴冠中让我感动》，很删掉一些内容，顿然少了原汁原味。

我之所以说“学习吴冠中”，是看中了老先生的说话勇气。不管角度如何，毕竟起到了说话的“作用”，发生了影响，引发了思辩。吴先生的“偏执”，总比一味享受成果、一声不吭地自扫门前雪的大师们好一些。季羡林先生大概是嫌累，也怕招惹麻烦，所以自己主动摘掉大师的帽子，媒体热评，针对此我写了《大师的帽子，你不要我要》——正因此文，我与卞毓方先生结缘，他说欣赏我的勇气，有儒家风范，当仁不让、敢为天下先。

写到这里，刚好就到了吃饭的时间，暂且打住。当然，可以写的东西还很多。当然，也没有什么上实际用处。逝者如斯，到底什么东西有用处呢？

2010/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