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十多年来，人们对吴冠中相当关注，理由是他大胆地说了很多真话，例如批评教学评估是劳民伤财，批评美协和画院是衙门，让有同感的人很解恨，当然更让那些当事人——或者我们可以称呼他们为被批事物的既得利益者——恼火。

其实，除了吴冠中，民间社会对于这些事物的荒谬，私底下也有过不少批评，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够起到吴冠中的代言作用，可以说吴冠中是不负众望地充当了文艺界的斗士。而且，很重要的一点，吴冠中作为一个批评者更具有我们今天所说的“公共知识分子”的特征，因为他的批评对象很多时候超越了他的个人艺术实践。

他那些每次都引起争议的批评，无论对事还是对人，都可以归纳为一个观察者对于陈旧体制的不满，因而具有极强的社会性，尽管这些社会性多数还只是体现在艺术或文化事务当中。于是，借助于一个更具有社会性的艺术市场，人们还可以通过这些批评的强度重新去看待他那些以形式追求为旗号的作品，从而发现他真正要摧毁的是现实主义的堡垒。

这个现实主义，我们知道，它不仅仅是当代继续生效的文艺主流，所谓的“主旋律”的不二法门，同时它还作为一种价值观主导着人们的生活。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即便我们认为吴冠中的半抽象艺术仍然属于经过改良的现实主义，观念仍然停留在——或他自动地将它们设定在现代主义初期，命题仍然只是针对中西文化的融合，但是，他的坚定的态度和每一次击中的要害，都体现出他已经是站在思想者的角度在考虑问题了。

近百年来，中国的艺术家中如吴冠中般有胆识的实在不多，多的是聪明灵活和喜欢说俏皮话的人。艺术家一旦介入现实，就很难既对现实发言又保持艺术的独立，唯艺术者的聪明做法则是完全回避现实。吴冠中对于这样一种状况自然是看得很清楚，不然，他就不会冒犯徐悲鸿和齐白石（至于他说，一个鲁迅抵得上两百个齐白石，倒显得真有些不慎，但愿他说此话是在某个特定场合）。他说徐悲鸿是“美盲”，倒不是要贬低徐悲鸿的作用，而是他太懂得徐悲鸿那一套现实主义模式在中国是很容易生根发芽的，因而中国的艺术要发生一场针对自身的革命就完全不可能了。

吴冠中和徐悲鸿都是从法国留学回来的，观念和趣味却相差甚远，站在艺术史或当代文化的角度，我们可以说吴冠中是对的，不过他的局限性也由此体现出来：用“美”来评判一切似乎是二十年前该做的事，我们今天已经悄悄地用“艺术”替代了“美术”，不正是基于“美”已经被现实主义的“主旋律”专有了吗？如果继续谈“美”，或用“美”来表明艺术家的所有追求，那么“美”就必须作为一个概念来看待，但事实上，“美”至今也没有成为一个概念。

每隔一段时间，就有一些吴冠中的名言流传于世，这让性格张扬的他显得特别“老来俏”。他的艺术生命力大抵也建立在敢于言说的基础上，尽管那些注重“形式美”的作品，本身言说的观念是相对简单和过时的。按照常理，吴冠中的“形式美”主张是纯属于个人实践范畴的，从中提炼出来的“艺术规律”也的确只涉及形式层面，而且对这个形式层面的阐述很自然地又是以吴冠中个人的艺术实践为参照，因此，很容易给人造成现实主义的反面即“唯美”或“形式美”的错觉。

在当代艺术已然成为另一种主流艺术的今天，没有一个当代艺术家会在他的观念当中加入对于吴冠中所说的“形式美”的思考，这似乎已表明当代艺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需要以吴冠中为参照，除非是在讨论现实主义的时候，当代艺术家们可以和吴冠中建立起一个临时的共同体。如此一来，艺术家吴冠中在当代语境下所起的作用，就不如批评家吴冠中对社会的贡献，而这种贡献之所以凸显，恰恰是因为现实主义——无论是艺术中的还是社会生活中的——坚如磐石。

吴冠中很像那个不停地推动石头的西西弗，而不是那个有着一代又一代继承人的愚公。他没有合适的继承人，因为说到底除了性格，他还是那个特定时代的产物。也许会继续有人像他那样向陈旧的体制发难，但是不会有人是出于对唯美的追求而要这么做。

唯美，作为一种自我追求不在言说之中，一旦言说必然离开概念层面，很难不通过情感来支撑。正是从这里，我们判断出吴冠中为何能够将艺术家与真话的代言人，两个身份结合在一起。换句话说，尽管吴冠中后半生主要从事半抽象艺术，但他作为社会性的言说者却几乎不从事抽象思维。

当我们送给他一顶思想家的帽子时，我们就不能同时给他披上哲学家的外衣。吴冠中从来都不是——或不乐意是一个概念的使用者（这使他很好地保持了他的画家的直觉），但是他有着很多概念使用者都没有的情感宣泄的需求，这种需求是以直言表达为特征，以惊世骇俗为目的。在一个平庸兼急功近利的时代里，吴冠中的斗士形象显然能给人留下深刻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