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周前，当红青年摄影师时晓凡(Quentin Shih)的“上海旧梦(Shanghai Dreamers)”系列摄影作品在迪奥(Dior)的新上海旗舰店与公众见面，他无疑确信获得了又一次成功。自从2008年他首次与迪奥合作以来就踏上一场梦之旅。然而这次却不同于以往：他在中国博客圈激起一股批评浪潮，指责其作品含有种族偏见。事态发展得如此紧张，他不得不上网为自己辩解。

在这一系列照片中，时晓凡将身着迪奥品牌服装的西方模特置于密密麻麻的身穿中国现代史上“禁欲年代”服装的“克隆”人群之中。照片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而传达出的视觉信息令许多人难以接受：对他们来说，这些照片意味着中国人是无个性的大众，而迪奥(与西方)代表着个性。时晓凡更选取20世纪70年代进行戏仿，那个年代的中国，“文革”仍进行得如火如荼，为无数公民带来苦痛，监禁甚至死亡。

“亲爱的克里斯汀·迪奥(Christian Dior)，您的‘上海旧梦’陈腐而平庸，是东方学的范本，你觉得我们会觉得它大胆、激动人心、新奇无比?”一位义愤填膺的博客人如是写道。结论是：这只是种族主义，许多网友表示赞同。

时晓凡在McClatchey“中国崛起(China Rises)”网站的Tom Lasseter博客上为自己辩护，称整个系列作品只是他个人的“艺术创作”。而当他继续往下说时，这辩解便显得有点儿牵强：“我运气不够好，没有拍一位穿迪奥的中国模特——如果拍了我肯定把她放进我的作品中”。如果他是在别人的掌控中，你不会觉得他对作品的视觉组织凭运气有多么重要。

有讽刺意味的是，如今损害时晓凡艺术名声者恰曾是他成功的推手。时晓凡作为崭露头角的艺术家应邀参加2008年在北京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UCCA)举办的展览“迪奥与中国艺术家(Christian Dior and Chinese Artists)”，那是一场艺术与时尚结合的华丽盛会，为庆祝迪奥60周年，参展艺术家包括张晓刚、刘韡和张洹等人。而他们的参与并未增添太多光彩：展览开幕时，人们都觉得面对服装和艺术，那些连衣裙是最抢眼的。在那里看到的艺术品不及伊夫·圣·洛朗(Yves St Laurent)、加利安诺(Galliano)或迪奥先生本人的灵感、奇想和技艺的光辉。

而摄影师时晓凡无疑是其中的赢家，他从众多才俊中脱颖而出，应邀在巴黎为迪奥创作艺术作品。这一系列作品名为“玻璃箱里的陌生人(Stranger in a Glass Box)”，将身着迪奥服装的中国名模杜鹃置于玻璃箱里，又将玻璃箱放置在风格各异的中国布景之中，从老工厂到老车站。与他的新作一样，这一系列作品中的旁观者也都身穿20世纪70年代的“革命”服装，但很有生气，不似新作中那些“克隆人”，吸引着他们目光的模特同样是中国人。

时晓凡开始成为迪奥的一位“御用艺术家”，为迪奥·桀傲(Dior Homme)拍摄照片，并将他的“玻璃箱”作品从北京巡展至莫斯科、新加坡和美国加州。

如今，与客户走得太近的隐患已然明显了。时晓凡当然愿意被当作一位严肃的艺术家看待，但难以摆脱他的作品看上去太像广告的危险。

对包括ARTINFO在内的观察者而言，种族偏见问题是小事。毕竟西方模特自身在时晓凡营造的怪异空间中也显得不安，仿佛醒来身处恐怖梦幻，那些中国“克隆人”倒看来舒适安然。

核心在于一个敏感问题：谁有权利以玩世不恭的姿态看待阴暗的历史，谁没这个权利?时晓凡在作品中使用20世纪70年代的元素似乎不感到不安，只看到那个时代“革命服装”的“幽默”。在他的辩解中，他明确表示他知道“文革”不是逗乐的事，却似乎感到在作品中给予这个时代一抹玫瑰色的光辉并无不恭。事实上他仿佛是在为其所作所为进行申辩。“客观现实”显然“比我作品中和谐人群的‘白日梦’残酷得多”，时晓凡在网文中这样写道。他显然忽略了这一点：对一些人而言，这正是在一系列时尚照片中向那个时代致敬令他们感到不安之处。

“文革”时代对中国艺术家的魅力持久不衰，而以前的艺术家们对这一时代有所体验，利用这个时代的图像进行讥讽、批判或伤悼，时晓凡则将一切减至单纯的视觉观感——很抢眼，但不具含义。

此事对时晓凡未来的创作道路有何影响尚难判断，而这确实突出了艺术与时尚品牌合作的危险性。如今似乎人人都已接受这种互惠互通——艺术家以声名和前卫之势为品牌增色，品牌也为艺术家增添时尚派头，当然还有大把的钞票。而当这种合作的产物遭到质疑，在前线挡枪子儿的是艺术家，他们必须为自己的名誉申辩，并不顾一切地否认他们是为了赚钱。